当我们在2020年3月18日实行行管令（MCO）以来，就未曾享有全面开放的时段。例如去年5月3日后，我们进入有条件的行管令（CMCO），一直到6月9日。在这之后，我们又进入复原行管令（RMCO）。有鉴于疫情居高不下，政府又在今年6月1日起实施全面封城。
在今年6月1日时，我国累计57万宗确诊病例，而有2800人死亡；但来到6月28日，前后不过28天，确诊的病例已达到73万馀宗，而有5000馀人死亡。对比之下，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增加了15万病例，死亡人数也几近翻倍。这等于平均每天有超过5000人被确诊，而每天平均死亡人数有75人。
就在我们对新冠肺炎争议不休时，在另一边厢却燃起来国会开不开的争议。国家元首在今年1月应首相慕尤丁之请求，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直到今年8月1日。
不过在今年5月间，国家元首已表态，同意政府择日召开国会。我们相信在舆论要求下，政府当会在今年8月召开国会。但问题是，在国会内所讨论的议题和课题是否是迫切和重要的？如果正如朝野所表态的不会有倒政府的提案，那就是说，没有不信任动议的提出。
既然不是要换政府，也不是借国会改变现状，则在国会举行辩论也是口水多过茶，朝野各说各话，难道广开言论就能找到对抗病毒的方案吗？
开国会的意义
因此这样的国会只是告诉国人我们还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不会对国家的政策失误及阁员作出改变。如同在“513”事件后的1971年2月，国会重开时，对新经济政策及国家原则的提出已无需在国会讨论，政权也没变。
如果在不久后我国召开的国会提及因订购疫苗不足才出现今日捉襟见肘的窘境，这已是过去式，于事无补。在未能做出任何改变下，顶多掀起一片辩论声。毕竟国会不是生产疫苗的地方，劳师动众地开国会也改变不了现状，过后还不是依然故我？为此，我们有必要先探讨召开国会的意义是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政府当务之急除了控制疫情外，就是对民间企业和失业人士提出及时的援助方案。
为此，首相在本周就宣布了名为“保护人民与经济复苏援助配套”（PEMULIH），在配套下，政府将拨出1500亿令吉救急。这是因为政府在今年6月1日宣布“封城”后，许多人原以为只封半个月，不料疫情还是持续恶化，又延长至6月28日。接著，首相宣布现处于国家复苏计划（PPN）的第一阶段，这意味著全面封锁将延续，直到单日病例降至4000宗以下，否则不会进入第二阶段。
其实，在2020年3月实施MCO 1.0时，政府已拨出2500亿令吉的援助金。有关援助金从去年3月发放到今年5月，已用得七七八八。另一方面，政府在去年底通过财政预算案中，也有3800亿令吉也是属于援助配套，其中超过2000亿令吉已发放给人民，目前仍剩下的1000亿令吉足以让政府顶到今年年底。
邀朝野共商国事
在新援助计划下，政府将拨出46亿令吉辅助贫穷家庭。在2020年时，已动用49亿令吉作出援助。同时，在今年失业的人士（依据公积金及社保记录作标准）可领得援助金。
除了从7月份起至9月份，提供电费按比例的减少外，也允许个人提出公积金（每月1千令吉，为期5个月）应急。学生的教育贷款包括PTPTN可延后摊还；还有个人向银行贷款者（或房贷或车贷）可要求6个月内暂不缴付，对利息也可作出豁免要求。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林冠英提出的援助方案的重要性，他说在2020年初提出的3800亿令吉的拨款仍未能解决经济难题。如今来到MCO 3.0，还是需要增加拨款450亿令吉用来挽救中小型企业的生存，因为这些近百万的企业贡献国内生产总值的39% 。
无论如何，在酝酿国会重开的当儿，政府的改变策略是十分必要的，除了加快和全方位进口足够的疫苗以在今年内达成80%的人口接种外，政府还需动员全民抗疫。在这个关键时刻，政府不妨开放门户，让有信心救国救民的政党和政要参与执政。在政府重组和集思广益下，或可收立竿见影之效。不知首相慕尤丁以为然否？
时事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