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今年1月1日起实施所有餐饮店一律全面禁烟，至今已有4个月的时间了。禁烟令实施的伊始，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并且连大力推崇禁烟令的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材也为此表示嘉许。惟禁烟令落实一段日子后，而缓冲期限也近尾声时，一些烟民似乎又故态复萌了。显然，在我们的周围，无顾禁烟令，而明目张胆吸烟的人并不在少数。
日前，雪隆咖啡茶餐商公会会长李昭汉受询及时就指出，由于卫生部的执法行动会在7月才开始，现在仍处于缓冲的“教育阶段”，所以还是有很多食客，肆无忌惮地在饮食场所吸烟，因为即使被逮到，也只是接获口头警告而已，用白话来说就是“根本没在怕啦！”。
这种现象想必让许多非烟民摸不著头脑，明明是为了烟民健康而拟定的政策，他们却宁愿放弃这把公共的保护伞，而选择继续更大力度地肆意破坏自身的健康。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心理作祟，以致人们罔顾自身的健康，拼了老命也得抽烟？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无意识”行为。奥地利著名的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早年就指出，“无意识”包括各种原始冲动，与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相左行为。“无意识”被压制在“意识”层面之下，但并未就此消失，而是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表现出来。在他眼里，人们一个小小行为，背后或许有更深层的意义。
当然，这情况可能也与烟民趁著现在还在缓冲期的阶段，能在“禁区”抽多少就多少的“心理账户”有关，毕竟一包10来令吉的香烟与之后一根罚款1万令吉相比起来，健康算得了什么呢？
如依据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察塞勒（Richard Thaler）的“心理账户”理论，人们习惯对不同的经济来源建立不同的心理账户，从而影响本身的消费行为。
政策带来的道德风险
同时，人们心理都有一种潜在的规避风险（Risk Aversion）的意图，而这直接导向了社会大规模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的问题。道德风险指的是经济行为主体在不承担其行动的全部后果时，有可能在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
譬如，人们为了规避日后吸烟所要付出的昂贵代价，实际上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加大吸烟的力度。这与卫生部制定禁烟政策的终极目标可以说是事与愿违的，而“罪魁祸首”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
卫生部本是为了“行善”而拟定的公共政策结果适得其反，而这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
类似的现象，实际上也曾出现在一些国家执行遗产税时。如2009年以前，美国的遗产税税率为45%，而200万美元以内的遗产则免征。而2009年起，征收遗产税的起点飙升到了350万美元。这意味著，如果拥有万贯家财的父母亲是在2009年的第一天离世，而不是在2008年的最后一天，那么财产继承人将获得更大的免税空间。
为了免付更多遗产税，不难想像财产继承人会不惜重金给他们的父亲（母亲）提供最好的治疗，至少要让他（她）多活一天。更有趣的是，澳洲学者也发现，当澳洲于1979年废除遗产税时，比例高得惊人的老年人在废除遗产税后的一周内死亡，而不是此前的一周内。这不禁令人看到，原来真正能够左右人们生命的不是求生的意志力，而是高昂的税收。
这里涉及的便是引导人们各种行为的诱因了。一旦诱因足够强烈，就算意味著面对著更大的生命风险，烟民也会想：“多抽点烟又何妨？”
现任拉曼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曾就职国际金融机构分析员。对于经济与时事动态颇有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