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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两家上市公司董事,我今年出席的最后一次董事会议,都是在11月下旬。身为一名独立董事,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一旦失责更会面对严厉的处罚,最新版本的《公司法令》就是例证。

这也意味著,身为一名独立董事,须孜孜不倦阅读公司提交上来的数百页报告,并要毫无犹豫的要求管理层和其他董事解答其中的疑问(并确保这些问题及其答复被记录在案)。

对于股东和广大公众来说,良好的公司治理无疑是好事,但独立董事的沉重责任,以及需要符合的条件,令人担忧更难找到适合的人选出任。同时,公司在委任董事时,不仅要考量人选,还要顾及到绩效,伦理和多样性(性别、种族、年龄、经验等)。这样情况,更因一些错误认知而恶化,如认为大公司(特别是那些与政府或政治有关联的公司)可豁免此高标准要求。

在不同经济领域的公司出任董事,一家为保险公司,一家为包装产品公司,让我能更深切了解到近期公众讨论的经济课题。如当经济学家说人们花费能力下降,或者转而购买更便宜的产品时,我们也可看到公司保险产品的变化,或者某些类型的包装需求增加,因为人们对某种饮料的消费更多。

在对经济进行分析时,董事会上也谈到来自邻国的竞争力:这将影响是否应到海外扩展,尤其决定是否到国外建厂前,了解当地政治稳定度和可持续的商业友好政策,是有帮助的。

本周早些时候,由民主与经济研究所资助的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一项活动上,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报告,题为《乘风破浪:21世纪东亚奇迹》。不像许多其他类似报告,这是一份可读性高的报告。

首先,报告重申了我们这一代人所熟悉的经济增长故事:东亚经验成为一种象征,迅速以及令各方受益的增长,改善千百万人的生活。在过去的20年里,繁荣兴旺的浪潮使到东亚地区40%以上的人口摆脱了贫困。作者说,这是得益于“促进劳动密集型增长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同时“过去的增长经历,也意味著对未来福利的改善,充满高期待。”

减少“政治的动机”

报告的分析框架很独特,首先将家庭分类为五个类别,从赤贫阶层到中产阶级;然后根据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马来西亚处于逐步繁荣的组别)来分组;最后则是采取包容性增长的具体定义来分类,即减少贫困、提高经济流动性和安全性。

所收集到的图表和数据(特别是社会流动的矩阵)很有启发,不过报告的最后一章〈包容性增长的政策议程〉,更令人省思。报告指出包容性增长的三大支柱,经济流动性、经济安全和国家的机制,也提供了决策者可采取的措施,如满足“中产阶级”对公共服务素质的日益增长要求和期望,尤其是在卫生及教育领域,这将可持续推动社会向上移动的动力;同时体制的改革,也缩小不同区域的经济及社会发展差距。

就城市治理而言,报告建议下放管理和决策权力,以便地方上的公共交通、排水和减洪、废物管理和应急服务等能有所提升。报告也表示,政府单位及官联公司的财产评估和财物转移系统,应该修改,以更透明、可预测和基于公式方式来处理,这也意味著减少“政治的动机”。

当然,有些方面会拒绝外人来告诉马来西亚如何改善,即使这些建议背后有著数据支撑,不过许多这些建议,肯定会获得公司董事局认同,因为即使是政治人物,也会尽量避免被视为是破坏国家经济者。

Tunku Abidin Muhriz

大马民主与经济研究中心创会主席(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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