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统治期间，香港人享有相当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加上法治严明，给香港创造出惊人的经济成绩及社会繁荣。
香港的立法会出现对特首的谩骂与议员相互间面红耳赤的争论是平常事，民主国家的议会就是这个样子。在民主体制下，司法、立法、行政是独立的。日本、台湾议会内打群架也有先例可循。
中国大陆的一党专政，民主议会的混乱与打群架是难以想像的，这种乱象原就是民主的过程，无需惊讶。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迅猛，民间富有人数的比例不断攀升，“有钱就是皇帝”、“有钱没有办不到的事”观念横行，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贪官污吏暴增，成为中国面对的尴尬与难题。
繁荣、富裕、进步、自由、法治使香港成为耀眼的四小龙之一，英国的体制在严谨的贯彻下，香港市民开始认同英国留下的政治管制遗产。
威权的民主体制
香港人憧憬的自由在1997年回归中国后成了“幻影”，不但没有因此享有更大更多的自由，反而显得处处限制。
香港的繁荣是建基于“自由与法治”，也有人相信中国的富裕是因为“一党专政”？自由、法治与专政、人治是对立的、矛盾的、还是兼容的？
新加坡在李光耀的统治下，是威权的民主体制，有选举，但人民行动党却是难以击垮的政党，政治异议分子经常遭受打压，几乎难有太多的“存活”空间。现任总理李显龙的领导班子在李光耀2015年3月去世后，正式进入“后李光耀时代”的政治管制，其政治的手段是否会更加开放、民主、自由，还是延续打压异议分子不手软，都一再被关注。
2014年9月香港占中爆发的“雨伞运动”，是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公民抗命运动，反映港人追求民主、自由的心声，代表的是这一代年轻人的担当与思维。他们抗拒中国大陆对香港的“选举干预”，希望“真普选”，这并不表示他们不爱国，更大的原因是他们生活于香港这个“自由的社会教育与体制下”，无法“马上”接受大陆“由上而下”的专政管制压力。
坚持令乌云退散
香港希望的“自由”，中国大陆无法“给予”，唯有通过抗争，结果当然形同“以卵击石”。大陆不给香港“自由”，是否缘于忧虑“局部的民主”可能引发成为全国民主诉求的“火苗”。
香港“占中”运动核心人物，时任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及常委罗冠聪于8月17日被判囚6至8个月，此次判决引发学界、政界批评港府利用司法制度进行政治打压。
面对牢狱之灾，“双学三子”仍无悔参与重夺公民广场及占领运动的所作所为。20岁的黄之锋指，坐牢是公民抗命的过程，他更引述刚过世、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的名言：“面对警察，坐牢就是职业的一部分”。24岁的罗冠聪在脸书上贴文：“无论高墙多么的高，无论它遮挡阳光的阴影多么广阔，我始终相信它那背后通往公义的路，照顾和滋长生命的太阳，依然长存世上。我虽然看不到，但它们肯定存在”。
27岁的周永康则表示，希望港人用最坚定的心情和意志迎接打压。他们“相信坚持会令乌云退散，相信公义、法治、民主、人权一定能获捍卫”，周也指他们的坚持，会让港人“获得最后的胜利”。
中国体制不完善
香港争取的民主，基于马来西亚人特别是华人对中国割舍不掉的情感，总以为香港的民主诉求对中国是一种“伤害”或是“颠覆”，甚至冷嘲热讽这些年轻人被利用、是西方的傀儡，事实上民主、人权是普世的价值，中国现有的体制还不“完善”，但迟早也要踏上这趟列车。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反对党与执政党的斗争，许多反对党领袖和华教斗士何尝不也是同样为民主人权的斗争，而面对牢狱之灾。希望中国强大，与希望中国重视民主人权是相通的，还是相悖的，我们理应用“更高的角度”来观察与讨论。这些年轻人可能有些焦躁与冲动，在理想与实践中面临困惑，但没有“同情”却一味抨击与贴标签，试问难道民主人权有国界之分，经济强大就代表一切“话语权”？我们本身也在国内争取民主人权，与香港人期望的民主人权难道是两回事？
看到香港这些20多岁年轻人的入狱，回头看反对党众多现任国会议员与州议员在20多年前的年轻岁月，不也曾经为马来西亚的民主抗争而锒铛入狱，此情此景，却是何等的相似。
曾任北京英迪经贸学院常务副院长及驻中国办事处主任、南方大学学院国际学生处总监、UCSI大学中国区总监、新纪元大学学院招生处资深主任，大同韩新传播学院文化事业处主任，报社社论主笔、杂志主编，先后旅居中国北京、上海、广州、重庆10馀年，现为独大董事及吉隆坡建设大学中国区运营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