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形容当前大马的经济状况?我想,停滞性通货膨胀,即“滞胀”(Stagflation)应可高度概括大马的情况。它是指资源(如劳动力)尚未得到充份利用的条件下,通膨却持续不断的现象。
按传统经济学理论,通膨与失业的关系是反比例的,也就是高通膨时,失业会趋低,而失业率趋低,人力短缺,薪资应会上升,反之亦然。也因此,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人会说,高失业率是富人的意识形态(应可压低薪资),而低失业率是穷人的意识形态(应可要求更高薪资)。
只是,在19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高通膨与高失业并存的有异常态的怪现象。这个反常现象,也致使政府面对政策困境,即究竟要刺激经济(加剧通膨),还是要抑制经济(加剧失业与压低薪资)。
就现阶段的大马而言,当前的困境是,体面就业机会不足,这里方“体面”就业,是指有体面收入的就业,通常也多是白领工作。说起来,自1997-98年东亚金融货币危机以来,这个现象便已出现;只是,随著时间的流逝,不但没得到缓解,反而更趋恶化。
房地产狂飙
按常规经济理论,既然人浮于事(吃重的体力劳动除外),薪资停滞,一般物价水平也应趋平或趋低,才符合常规智慧;惟大马的反常现象是,低薪资与高通膨并存!这就使普罗受不了,连相对富裕的华人社会也选苦字为2015年度汉字。
若连华社都有这样的感受,其他族群就更苦上加苦了。实事求是地说,在2015年的今天,大专毕业生的薪资竟然与1990年代初不相上下,可一般物价,特别是房地产,却狂飙不已。它突显了一个事实。整体上言,大马人的生活水平是不进反退,是倒退不是进步!
反讽的是,按照官方资料,大马一向是个低通膨国,如从2000-2015年,平均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是2.5%;与寻常百姓的生活实感相差十万八千里。扣除了通膨的实际薪资赶不上通膨,且距离日趋扩大,起因何在?这可从一般与特殊两方面来分析。
就类型面言,通膨有温和、急剧与失控三大类。官方认为,大马的通膨属于温和型,可普罗多认为是急剧型,特别是在2007年,政府让油价一次涨个够时。一般物价与薪资有个称为刚性或黏性的特性也就是易涨难落。涨了之后,即便油价回跌,已涨的价格通常不会回落,或回落有限。这也是何以会有价格管制的主因之一。
在大马房地产价格飞涨,主要在于2009年美国出台量宽之后,也就是超额大量超发钞票与走超低利率政策,而这些约4兆美元的“热钱”,则有部份进入大马兴风作浪,致成资产升值。
对政府而言,资产升值是个难得的促进消费的手段;因为,要提高人民的收入不易,可人为地搞资产升值,就可人为地强化某些人的消费力,进而刺激经济景气。只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有钱炒股或已有房地产者,固然发了横财,可有人得就有人失。可见,经济政策如货币或财政政策并不是阶级中立的工具,而是具有阶级性的政策工具。
一个吊诡的现象是,按常理说,由于大马有大量的廉价外劳,人力不缺;因此,应有助于抑制通膨,特别是薪资的上涨。只是,在大马,它却没能有效抑制通膨,反而仅有效抑制薪资涨幅,也打击了产业升级。因为,低薪资抑制了升级的动机,也打击了创造体面就业的创业力。
就起因言,通常有惯性(即可预期的、基本的)、需求拉动、成本推动与进口型通膨四种。当前大马的通膨主要由成本与进口型致成,如消费税就是明显的成本推动型,而马币贬值,则是进口型通膨。
此外,合理化补贴也释放了被压抑的潜在通膨。比方说,取消或削减对收费站、公共交通、电费、日常用品的补贴,自会把价格转嫁给消费者。易言之,在过去,特别是在2007-2014年这期间,大马本应是通膨早已来临;只是,被补贴(一年约400亿令吉)所人为地掩盖或压抑住。
痛苦指数直线上升
2015年的问题是,成本推动、进口型通膨与补贴撤销三管齐下并发,才让人感到特别痛,这个“痛苦指数”自也在2015年直线上升。
就后果言,通常高通膨会产生三种效应,一是收入与财富的转移效应,即货币收入与财富从固定收入者手中,转移到非固定收入者手中;二是从消费者手中转入生产者手中;三是从债权人手中转入债务人手中,也就是债权人受损,债务人得益。这是因为,通膨通常伴随货币贬值,即钱的购买力变小了。伸言之,债务人如欠债累累的政府爱用通膨来消债之故。
其次,通膨对产量、就业与经济增长会发生作用,如在资源未充份利用的条件下,通膨可产生更大的正产量,进而促进就业与增长。当前热议的在经济危机时,应实施撙节抑或扩大支出的争议,关键便在于资源是否已充份利用,如失业率的高低。
其三,是通膨的非经济作用,特别是政治稳定与公众的心理,如不安心理与公平心理。今天发达国家注重低通膨的主因,其实是政治社会的考虑多过经济的考虑。当然,这是就温和通膨言。因为,急剧与失控通膨,是改朝换代的关键因素。
公众应懂的一个经济常识是,通膨是种收入与财富再分配工具,对靠固定收入与养老金生活者,杀伤力很大。有能者则会搞投资或投机而不储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