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8日，胡温时代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在此长文中，曾庆红特别提到苏联共产党以及东欧国家共产党的失败以及丧失政权是中共需要警惕的。
在2004年谈话中，曾庆红指出苏共垮台的理由是“执政体制僵化，执政能力衰退，执政成绩不能令人民满意，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中共要求全体上下居安思危，加强中共的执政能力。
90年代初期苏共的垮台，引起了中共内部全盘的反思，并集结了专家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研究。2006年中共内部发行，党政教育纪录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8集，在全国各机构单位基层组织干部得到广泛的回响。自此，苏共作为反面教材深入党员干部的心中。这些纪录片在优管（youtube）上都能找得到。
加强执政能力
笔者建议有兴趣中国研究的朋友，一定要去看这套纪录片，以及在2008年内部发行的《居安思危—颜色革命警示录》3集纪录片，以对中共的世界观，意识形态的转变还有国际关系的意识结构有一个比较具体的理解。
中共加强执政能力的具体方式之一，就表现在对干部的管理以及任命上。这是目前学界一致认同中国在经历中央分权后，经济高度地方化，依旧能够维持国家整合的原因之一。
从50年中期到1984年以前，中央除了任命管理一级干部外，也管理其属下的二级干部，即除了相关部门以及省领导的任命外，还包括了部门以下的司级或省以下的厅级干部。
1984年中共修改党章，中央下放干部任免管理权力于一级干部，由部级或省级领导委任及管理属下的干部，而中央只对一级干部有人事管理权。这改变一方面维持了地方干部及事务部门干部任命的灵活度，即，减少所托非人，以及干部由基础培养起。
然而中央依旧牢牢控制一级干部的升迁，尤其从基层到省以及中央的人事令。换言之，对于官员个人的官途晋升而言，这个制度保障了中央对地方干部贯彻中央政策的力度。因为个人的政绩好坏考核关乎官职升降。
确保双方同调
另外，为了确保中央政策与地方执行的同调，中国有两个措施，其一是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交流”制度。换言之，由中央派遣官员下地方，以推动中央的政策。这个制度的好处，是防止地方主义作祟，拖延或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阳奉阴违的做法。所以直接受命于中央的官员到地方上任职，对推动中央的改革政策，落实到地方上，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另一个举措是中央在提拔干部进入领导层时，会选择一定比例的地方干部。这点我们从最近三届领导人的履历来看，几乎都有在地方上担任一把手的经验。
而这个模式重要的地方是中央决策层在规定政策时，会有一定程度的地方感（Localsense）。对于缺乏自由讯息往来，或选举制度来检查的中国政体。这类中央与地方干部的升迁以及交流方式，确保了中国政策规划的灵活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