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坝长年以来是被视为“人定胜天”的象征。一座雄伟的人造结构堵著一条大河，并由此强化水供、灌溉、以致防洪，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古老不羁的大河终于被人类驯服”的浪漫画面或错觉。
而我们常面对的情况正是，相关社群对水坝安全，以及集水区状况的常识严重贫瘠，而水坝伟业的口号很容易被当作绝对真理；因此，当水坝一旦发生意外，所带来的后果往往也都是无法挽回的惨剧。
1963年10月9日晚上，意大利北部一个叫做朗格隆尼的小镇被一场大水夷为平地，镇上超过八成人口在睡梦中死于非命。祸首是小镇附近的维昂特大坝（Vajont dam）。一场严重的山崩，使大约2.6亿立方公尺的山体，以90公里时速坠入水库大湖，激起高达150公尺的巨浪，冲向水坝下游的数个村镇，死亡人数估计大约2100人。寻获的大约1600具尸体当中，有半数身份无从辨认。
1975年8月7日，中国河南省板桥水库因连绵大雨而漫顶溃决。不到一天内，石漫滩、竹沟、田岗水库，连同58座小型水库相继溃决。根据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资料，23万罹难者当中，8万5千死于洪水，14万5千死于灾区瘟疫。
这两起事故，都是人祸。水坝建在不该建的地方，然后因著利益相关者的算盘而掩盖危机，结果在面对罕见雨量的时候就发生无可挽救的灾难。
政商势力加持 人民只能听天由命
维昂特所在的托克山，经常发生土崩，当地人称为“腐山”、“行走山”。不难想像，在这样的地方建坝肯定会受到当地社群的抗议。然而，当时维昂特大坝计划是隶属于亚得利亚电力公司（Societa Adriatica di Elettricita）简称SADE，而这家公司垄断了意大利东北地区的电供市场，并且和执政势力基督教民主党有亲密关系。
于是，得罪SADE就等于得罪政府，反抗维昂特大坝工程就等于搞颠覆。大坝竣工后，每次蓄水过程都造成地震及土崩。然而电力公司始终强调大坝是绝对安全。等到落石和坡移现象严重到无从否认的时候，已经是剩下听天由命了。
1962年11月27日，意大利政府把全国电力公司整合，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Ente Nazionale per l'Energia Elettrica，ENEL）正式成立，SADE高层顺理成章的在这新集团任高职。为了展现维昂特大坝的实力，电力公司就打算把大坝水位升到海拔715公尺。1963年8月中旬，水位升到大约710公尺的时候，坝址开始下连绵大雨，坡移现象加剧。电力公司以为只要像以往那样藉著放水就能止息坡移问题，然而，这次是失算了。大坝在9月开始放水，两星期后就出事了。
大跃进狂热终酿祸
板桥水库是1950年代中国政府淮河治水方针的产物。当时的水利设计完全依赖苏联专家的指导，重视蓄水而忽视防洪。板桥水库当时被誉为铁坝，据称能抵挡千年一遇的洪水。
1957年，中共高层展开大跃进运动。195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主张，将“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的治水经验向平原推广。此后，河南省短短几年内就出现许多中小型水库。水库原设计的12孔排水闸门减剩5门，理由是原设计“过于保守”。对谭震林主张提出反对的河南省水利厅总工程师陈惺，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75年8月4日，台风妮娜登陆福建晋江，穿越江西湖南，然后直入中原腹地，造成罕见的特大暴雨。从5日至7日，中小型水库相继溃决。
杀伤力仅次于核电厂
那么，既然说是“罕见雨量”，就是说平时是几乎不可能下那么大的雨，所以这是天灾，不是人祸，因为依据常见天气设计水坝结构是常理，对吗？
错。建坝的时候最需要搞清楚的，首先是集水区的位置，然后就是那集水区有可能发生的最大降雨量，即使这种大雨是百年甚至千年一遇。这种雨量，叫做可能最大降雨量，简称PMP（probable maximum precipitation）。
建坝之所以需要强调这种“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的防范概念，是因为这“万一”一旦发生，水库必须有足够的库容以及泄洪等等功能，以确保水位不至于涨出坝顶，要不然就会发生漫顶溃坝事故。毕竟一旦发生溃坝，下游城镇的命运可就非常糟糕了。
有专家曾经说过，水坝事故的杀伤力，仅次于核电厂。水坝安全防范措施的重要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把“百年一遇”之类的罕见雨量用作防范疏漏的借口是完全不能接受。
狂傲建坝迟早付代价
既然水坝那么危险，那就别建水坝，对吗？这说法，其实就像“既然塌楼会夺命，那就别住在屋子里”那样，完全不合理。水坝之所以造成问题，是因为滥建。之所以滥建，往往是涉及庞大的利益关系。
一座水坝如果管理得当，是可以安稳的运作逾百年。而水坝寿命的一个重要关键，是在于集水区是否受保护。集水区森林如果是遭到大肆砍伐，水坝很快就累积一大堆淤泥。这不但削弱灌溉、水供、发电、防洪的效率，也造成水坝“折寿”。
水坝工程一旦涉及相当程度的政商裙带关系，除了工程本身是一大笔交易，水库范围内的森林砍伐更是一笔横财。公众如果不主动关注水坝效率下跌的原因，一旦缺水缺电或发生水患，这时候冒出来的水坝工程若是打著“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旗号，肯定是极之吸引人。水坝越建越多，民众继续在相关议题不闻不问，安全保障若不是完全寄望于有关当局的效率，大概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缺资讯法律体制 大马忽视水坝安全
国内关于水坝的公共资料是相当缺乏。就连全国一共有多少座水坝，也没有一个官方网站提供明确的数字。其中原因，是在于各水坝的资料就只在隶属的相关政府部门或企业出现。
比如说，水利灌溉局就只列出他们管理的15座水坝，国能也只列出他们的水坝。从各部门和企业的资料七拼八凑，得到的全国水坝数字，是106座，其中30座已经年逾半百。
无人管制水坝安全
在管制方面，虽然建坝工程是涉及多项法案，但关于水坝安全的法案，至今仍是完全不存在。
政府曾经在1985年成立一个水坝安全跨部门委员会（Malaysian Inter 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Dam Safety），并在1989年10月发表了《运作、维修与监控指南》。
这部门在1999年之后就停止运作。水利灌溉局在2017年又发表了一套《大马水坝安全管理指南》，然而至今未有一个政府部门是负责全国水坝安全管制。
在美国，水坝安全管制是由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负责。这部门的网站，不但明确列出全国水坝的资料，还提供民众关于水坝安全防范意识的教育资料。
反观我国，负责的相应部门应该是国家安全理事会，然而这部门的网站，却完全没有任何关于水坝安全的资料。各个水坝下游城镇，在事故发生时，哪些地区是会淹水、民众必须如何应对，至今是完全没有任何相关资讯管道。
别说反大坝是等闲事 巴贡穆伦牵制45万人命
国内反水坝运动，绝大多是与原住民习俗地有关。原住民的生活与山林密不可分。他们的家园土地，一旦成为政府或商家眼里的绝佳建坝地点，就意味著依赖过活的森林若不是被大肆砍伐就是长眠水底。当局的安顿计划，不一定是公平处理。
在较为恶劣的案例，他们获得的赔偿和当局的承诺是完全货不对板。下游城镇的人们对原住民的歧视，加上水坝安全常识的缺乏，形成一种“水坝建了，原住民搬了，没戏唱了”的看法。
而因为建筑水坝而引起众多反对声浪的，要数砂拉越了。在90年代开始兴建巴贡大坝，尔后链接兴建了穆伦、文莪水坝等，都引起了当地原住民的反对，而近年已通过落实的峇南水坝也因当地居民剧烈的反抗而被取消。
环评报告不透明
政府在落实要兴建这些水坝时，都据称已做了环评报告，但这些报告的取得与阅读并不友善且不透明，也引起许多的诟病。话说巴贡大坝，根据一份报告书的估计，如果伐木活动在大坝下闸拦水阶段依然全面进行，产生的淤泥将在28年内填满水库的20%，巴贡大坝的经济寿命就必须重新评估。巴贡工程环评报告书更指出，水库集水区森林若有伐木或开发活动，大雨就有可能造成严重土崩，使大坝水位突然暴涨，导致漫顶溃坝事故。
换句话说，维昂特惨剧是有可能在巴贡大坝重演。
关于溃坝事故造成的洪水，根据巴贡环评报告书的推测，大水淹没范围最远是到桑坡，水深是大约1公尺。这数字让不少诗巫人松了一口气。然而，巴贡大坝竣工后，砂拉越政府又在上游建造一座穆伦大坝。穆伦工程环评报告的溃坝事故分析，就包括了穆伦溃坝洪水对巴贡造成的冲击而产生的连锁溃坝。在这情况下，桑坡水深是大约15公尺，诗巫大约10公尺，而大水洪峰在连锁溃坝后第38小时会抵达泗里街。
巫拉甲、加必、桑坡、加拿逸、芦仙、泗里街，加上诗巫，人口加起来是超过45万人。这些城镇，都有应付溃坝事故的应急行动计划吗？巴贡大坝集水区森林及斜坡，是否还处于安全状况？
缺安全常识容易被利用
水坝角色在马来西亚各领域发展是日益吃重，尤其是在水供和电供方面。中国一带一路以水电核能为重点项目，预料我国工商界会趋之若鹜。
“我国无天灾”之类的迷信思维，让国人倾向于漠视环境、气候、以及灾难防范意识的基本常识。这造成民间舆论往往让政商界精英轻易的牵著鼻子走。建造新坝的合理性，只需一句“反对的人都是跟不上时代的乡巴佬”就足以博取支持，不用担心人们会追究集水区或水坝安全问题。
维昂特大坝出事那一晚，驻守在大坝的一群工程师深信大坝足以抵挡山崩造成的大浪，于是就聚集在坝顶准备观赏这难得一见的奇景。结果，他们是最先送命的一群。我们也要学他们如此“优雅的送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