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届大选在即，民间社会如火如荼地在讨论著“变天”的可能性，因为自从308大选以后，我国两线制政治局势已具皱型，但其实“两线制”早在1986年大选时就已出现，而推动两线制的是当时的华教运动领导人--林晃昇。
林晃昇同时也是现今独中教育体制的奠基者，70年代独中复兴运动后，在林晃升华教团队的领导下，为独中体系制订完整的课程、师资培训和统一考试，并让统考文凭资格争取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将原本只是跟随政府考试和沦为补习学校的独中起死回生并且茁壮成长，成为今日我们所熟悉的面貌。
无论在争取平权运动或是维护母语教育的华教运动，林晃昇所领导的团队在面对当局的打压时，所采取的策略是结合更多受压迫人民和理念相同的组织，诉诸于普世价值的人权论述，并身体力行去实践和争取权益。
如今林晃昇已逝世16年，但他在80、90年代所提出的“接受母语教育乃基本人权”和“以两线制打破一党独大”的华教和民权运动理念，至今仍无人能超越。也因此，在缅怀林晃昇的同时，也是时候反思当前华教运动局势。
董总前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指出，我国华教从创办至今都处于大风大雨，在50年代面对政府的收编与改制风波，华教当时有如暴风雨中的小舟，随时都有被击沉与消灭的可能。
“但幸好当时有时任教总主席林连玉掌舵，因此华校才能在惊涛巨浪当中继续前进，但是林连玉也因此而被剥夺公民权，华教在60年代就进入风雨漂摇的黑暗时期。”
莫泰熙表示，林晃昇年少时是个拥有浪漫情怀和理想性格的诗人，成年后继承家族锡矿生意也经营得头头是道，在70年代其父亲逝世后接手吉隆坡中国华小董事长一职，在偶然的情况下踏入华教运动。
他说道，作为一个成功和出色的企业家，林晃昇知人善任和广纳各界人才，即使拥有不同意见与立场的人士，他都能够找出彼此的共同方向，携手一起为母语和人权奋斗。
“林晃昇当时吸纳了三批背景回异的社运人士，即认同母语教育理念的学术专才，追求平等民权的专业律师，以及组织能力强大的左派人士等，共同纳入华教运动团队。”
策略论述具前瞻性
他表示，这三批人士各司其职，学术专才提升独中母语教育水平，而律师团队则从法学角度在政治体制内争取母语教育的平等权力，左派人士则深耕华社基层争取更广大的群众支持。
莫泰熙也说，因认知到华教压迫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教育政策和种族主义为框架的政府结构，林晃昇团队在82年大选提出“三结合”，在86年大选提出“两线制”，以及90年大选直接参选，以加强反对党力量，促成两线制。
他表示，林晃昇领导的华教与民权运动有两点特色，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和“超越政党，但不超越政治”，也因此他提出的华教策略与论述至今仍非常具有前瞻性。
莫泰熙也表示，董总在林晃昇的领导下，从原本只有廖廖数人的华团模式，发展成如今超过百人的“民间教育部”规模，现任董总领导层不应坐享其成与脱离群众，而应藉公祭反思当前华教局势，除了发文告与召开记者会以外，更应有积极和实际的作为。
华教被打压是政治问题
资深评论人李万千表示，早期的林晃昇专注在华教运动范围，但后来深刻体会到华教被打压其实是政治问题，唯有在政治的层面著手，即推翻一党独大的威权政治，才能从根本解决华教困境。
也是董总前执行秘书的李万千说道，无论三结合、两线制或壮大反对党，其实都是推翻一党独大的各种尝试，也让当时的华教运动与民权运动结合。从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当时的华教运动几乎等同于社会运动，华教运动是当时社运的领头羊，它结合所有的弱势团体共同向政府作反抗。
“90年代以后国家经济起飞，政府有意拉拢华社而收编许多华团，许多社会条件也不再相同，华教运动在进入2000年以后退守回教育领域。”
他强调，虽大环境已不相同，但董总的立场与原则不应改变，即须在“争取母语教育的平等人权”这个高度处理华教问题，而非只是争取大选糖果。
组织社会力量 建立制度化机制
南方大学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潘永强指出，许多年青一代会以为两线制是民联实权领袖安华或行动党顾问林吉祥所提出，但实际上最先是由林晃昇团队在1986年大选时所倡议。
“两线制经过20多年的起伏变化，最终在308大选成为华人社会乃至民主阵营普遍接受的政治理念。就此而言，林晃昇对大马政治民主化也留下无可磨灭的贡献与影响。”
而在华教发展方面，潘永强则从国内外的形势，和当时的政治氛围与社会条件分析当时华教情况。他指出，我国70年代林晃昇领导华教运动期间，国内外环境其实非常不利。
“当时国际仍处在冷战时期，中国还在文革泥沼，华文价值和中国地位不受国际重视；国内在513种族冲突事件过后，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和马来中心主义国家文化政策，以致华文教育四面楚歌。”
他说，华人社会当时面对种族政治的压力，在民族情结和政治抗议的驱使下，把支持华文教育视为回应种族不平等政策的出口，而林晃昇就把这股社会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为华教运动建立起制度化的机制。
潘永强明言，如果独中教育没有专属的课程、本身的师资培训，和统一考试等制度性机制，独中发展不可能走向专业化和规范化，形成官方以外具有独立性和系统性的教育体制。
完成三大贡献
他使用“社运企业家”形容林晃昇，是指透过个人的能力与努力，为社会动员激起新的热情和带来突破的积极倡议者，即把众人的期望、情感与不满，有效的集结、创造和转化出来，化为有组织、有制度以及有政治能量的群众运动领导者。
潘永强归纳道，林晃昇在70年代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完全不利情况下，为华教运动完成三大贡献，一是华教机构（董总）的建设与制度化，二是经营团队的超强能力，三是对外传播理念与观点。
现今华社普遍上都认同和熟悉“接受母语教育乃基本人权”等观念，其实是林晃昇时期的华教团伍所发展出来的论述，即结合所有母语受压迫的团体，包括印裔、原住民等共同作争取母语权益。
潘永强说，今日董总在华教运动领导地位的基础，是林晃昇那一代人打下的，至今整个格局未变，华教和独中才能一直运转下去。换言之，如今董总只是在林晃昇等前人所栽的树荫下乘凉。
他认为，董总应该重视每年3月份为林晃昇逝世所举办的公祭礼，这并非要流于形式的历史缅怀，而是应该追随前人的脚步，以林晃昇广纳百川和超越政党的精神为华教争取平等权益。
立场坚定 林晃昇大格局进退有据
英迪国际大学创办人陈友信指出，林晃昇原本就是个成功的企业家，他是在事业有成之后踏入华教的领域，并且义无反顾全力付出，更难得的是他有清楚的理念与坚定的立场。
也是雪隆董联会副主席的陈友信说道，林晃昇礼贤下士与爱惜人才，倾听基层和专业人士的意见，因此身边大将如云，集结许多专家学者和基层人士一起在华教共事。
他透露，早在80年代参与华教运动时就经常与林晃昇有所接触，当时林晃昇就针对教育和私立学院的问题经常主动找他讨论。
他说，也因为林晃昇的“接地气”和尊重专业，以致他的领导让人折服，而他无私为华教贡献的号召力更是一呼百应。
“林晃昇的领导特色，是他在大格局大方向上立场坚定，有清楚的原则和底线；但另一方面，他的行动是弹性的，他审时度势进退有据，依大环境的变化而以不同策略出击。”
谨记林晃昇领导精神
陈友信表示，林晃昇从70年代将独中教育建制化，随后争办独大而状告政府，自1982年开始的连续3届大选皆采取不同的策略，可见其号召力，以及执行力，也让林晃昇的领导让人心服口服。
他认为，纪念林晃昇是具有时代意义，华教领导人必须谨记林晃昇的领导精神，并且时刻反思若林晃昇仍在世，他会怎么处理当今的华教面对的挑战？若能做到时刻审思，已经是最好的华教运动传承。
“华教在50年代的挑战太多，因此当时华小是我们的华教堡垒，但如今华教已发展出本身的城堡（完善母语教育体系），在保护华教的同时也应该开始搭桥走出城堡，去团结更多人。”
他表示，我们如今应该要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以中华文化为根本，对内加强文化凝聚力，对外则要把华教发展成全体马来西亚人的选择之一。
国际学校抢滩 独中更多元挑战
独中教育文凭如今受全球多国知名大学承认，独中生也分布世界各地求学，这主要是林晃昇所领导的华教团队在70年代将独中教育建制化的成果，但独中教育来到21世纪面临更多元的挑战。
政府在90年代后期放宽高等教育申请，以致私立大专如雨后春笋般设立，另外也在2010年以后放行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的设立，而“在家自学”的理念如今也蔚然成风。
据统计，2010年全马有36所国际学校和7000学生，但2017年增加至120多所，而其学生人数则暴增10倍至7万人；华文独中的数量仍然维持在60间，学生人数从2010年的5万6000人增至2017年的8万4000多人。
吉兰丹中华中学校长吴建成表示，由于国际学校吸纳了大部份优秀华裔生，因此造成独中优秀生来源短缺，影响独中的学术成绩表现，以致好些华教人士视国际学校为敌人。
也是林连玉基金署理主席的吴建成说，林连玉与林晃昇都是思想开放的领导人，林连玉提出“文化多姿多彩，民族共存共荣”的理念，而林晃昇则进一步实践成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所以，从林晃昇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视国际学校为竞争对手而非敌人，因为竞争才会带来进步，董总或独中更应该向国际学校学习，不断求新求变，这样才是双赢的局面。”
吴建成强调，不能用50年代的思维在21世纪作战，国际学校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董总及独中应该开诚布公建立讨论平台，以回应如今我国教育趋势的变化。
“在面对如今更多元的挑战，董总必须要有新的论述和理念，以及新的应对策略，同时串连更多其他不同理念与源流的教育机构，共同向政府争取更开放的教育政策，而不是视彼此为敌人。”
唯他也说道，现任董总领导层掌权后把“技职教育局”废除，似乎想要走回“唯有读书高”的旧路，但在如今资讯科技创意无限的年代，不重视手作能力而仅强调“把书念好”，已经无法回应时代的需求与变化。
他说，董总不能再划地自限，唯有走出民族本位的范畴，学习和联合其他教育机构，才会有永续发展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