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阵在低收入区胜算较高？高收入区则多由反对党获胜？
普遍上，我们常用种族或城乡等角度分析大选整体选情。不过，随著大马统计局出版的《2016年家庭收入调查报告》首次发布各县属的家庭收入，如今或可用人民收入作为其中一个切入点。
本报尝试用大马半岛家庭月入中位数（一个家庭平均4.1个人口，以下简称收入）的地图，对比2013年大选的国席选举成绩图。结果，两张地图显示的普遍趋势是，许多收入较低的县属，其国会议席是由国阵执政。
举例，彭亨中部和东部（除了关丹一带）、森美兰东部、吉打东部、霹雳北部等地区的收入较低，皆由国阵胜选。
相反，收入较高的地区如吉隆坡、槟城、怡保、柔佛南部及各州首府，较多议席由民联（希盟前身）胜选，或只以微差票数败选。
不过也有例外，尽管吉隆坡的收入排名全国榜首，但旗下11个国会议席里仅有2个落入国阵手上。
此外，由于大马半岛只有85个县加2个联邦直辖区，却有165个国会议席，因此一个县属下或有数个国席。举例，关丹县的范围很大，但只有范围较小的关丹国席是由反对党胜选。
选民觉得希盟亲商
无论如何，选举成绩并非由单一因素构成。除了种族、城乡、收入等，还有很多因素左右选情，如候选人、选区划分、地方课题等，这些也可能息息相关，如乡区人民接受的教育及资讯也较少，结果收入也较低。
槟城研究院政治分析组主任黄进发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指出，两幅地图有高度重叠性，说明收入中位数与政党取向有一定的相联性。
“我们大致可以推论，希盟支持者较高的地区有相对高收入，反过来说，收入较低的地区则倾向支持国阵。”
他分析，贫穷的选民更容易被政府施恩所笼络，因而贫民区往往是执政者的堡垒。
“在野党（除了在执政州属）可能在民生课题上著力不足，甚至让一些选民觉得希盟过度亲商。”
但他提醒，尽管收入不是唯一决定选民支持朝野的因素，其影响却不可否认或忽视。希盟应检验本身政策是否过度重视中产阶级的关怀，而未能有效争取中下层选民青睐。
族群结构影响明显
黄进发提醒，目前使用统计局发布的收入数据来分析选情有些局限，如缺乏更细分的收入数据、及国会选区边界跨越县属。
他解释，县属涵盖范围太大，而且常包含城乡，因此该收入数据无法准确反映国会议席的情况，所以他建议有更细分的数据。
“许多国会选区边界跨越县属，因而一个国会选区包含了不同县属的选民，以致不能以单一县属的收入作为选区收入的标准，因此跨县市的国会选区理应避免。”
他认为，尽管有以上局限，但仍然可解读到，收入并非单一因素，另外3个因素是族群结构、城乡和政党基本盘，这两者有一定的重叠性。
他举例，族群结构影响明显的例子，是在槟岛东北县及西南县，及大新山一带。霹雳只有近打和曼绒两县的收入较高，但希盟却可在许多华裔选民较多的地方胜选。
“在彭亨，希盟拿下收入不高的劳勿（也几乎拿下临近的文冬），与环保议题有关，该区的华裔选民高度支持环保与改朝换代。”
黄进发说，至于城乡的例子，是希盟在柔中、柔北三区（居銮、峇株巴辖、峇吉里）获胜，这些同时是华裔选民多的城市选区，但该县其他选区都支持国阵。
另一例子是马六甲的中央县和阿罗亚也县，希盟只在城市有斩获。
至于政党基本盘，他表示，吉兰丹各区族群结构大致相同，马来人占8至9成，国阵／巫统和希盟／伊斯兰党的势力范围与收入没有太大相关性，是两党基本盘和地方因素使然。
“在登嘉楼，甘马挽的收入属于中高，却支持国阵，龙运与瓜登的中数收入只属中等，却支持伊党，政党基本盘的因素很明显。”
发展看选票非看需求
马来西亚21世纪联谊会会长叶建国认为，国阵政府很有可能选择不发展那些低收入地区，以维护本身的政权。
他认为，政府目前没有良好地策划如何发展国家，而是想著如何捞取选票及维护政权。举例，彭亨许多县属都属于低收入，尽管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的国会议席北根也落在彭亨，但政府至今却甚少定出具体发展计划。
“目前很多计划不是考虑人民的需求，而是考虑人民是否可给他选票，发放援助金也是为了选票，这是民粹主义的做法。”
他遗憾，许多低收入人士依然支持国阵，因为国阵一直炒作种族、宗教及局部利益的问题。
他也批评，国阵政府往往只照顾少数人的利益，如垦殖民区。许多收入较低的乡村居民往往担心改变后会导致自身利益受损，因此不敢大胆投票换政府。
他举例，东马一些少数民族很不满国阵，但选举时只要长屋有人反对国阵，整个长屋利益就会受到损害。
他认为，大马目前比较主要的矛盾是种族、宗教、贪污等，收入较高的城市选民，接受的教育及知识水平较高，可接受更多资讯及关注这些课题，加上生活费高涨，因此倾向反对党。
2013年大马选举国席成绩
2016年大马家庭月入中位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