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发达的今天,网络已深入了人们的生活圈子,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比以前更便利,也扩大了视野;但诚如《笑傲江湖》的名句——“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更何况是可以埋名隐姓去畅所欲言的网络世界呢?

尽管国内官方或学术界对网络暴力现象对青少年之影响的研究较匮乏,但国外已有不少相关研究报告。熟知青少年课题的辅导义工也直言,这是个需要正视的问题,因网络霸凌比校园霸凌给受害者带来的精神压力更大。

常受邀到中小学举办青年讲座的临床心理学研究生梁耀文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说,国外关于校园网络霸凌的研究发现,校园网络暴力的“施暴者”与现实生活中的校园霸凌,很大可能是同一群人,因受害者现身说法时,往往会谈到在网络欺负他的人,与现实生活中欺负他的人存在一些同样的人。

他说,研究显示,网络暴力中,并非仅有一个施暴者与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也有出现互相欺凌的角色。

梁耀文也是大马生命线协会的辅导义工。他引述一份美国去年的研究称,网络暴力与校园霸凌本质一样,即“施暴者”通过暴力行为去欺负受害者,但网络霸凌施暴者需承担的后果却没有面对面施暴来得严重,这也是网络时代出现的霸凌与过去不同的地方。

“研究发现,网络施暴者及受害者都属于自信心较低的一群,校园直接欺负他人的施暴者,有些是自信心高的一群,这是因为他们需要面对比较严重的后果,却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

缺乏重视精神健康

梁耀文称,他在心理辅导的过程中,青少年的压力主要是来自感情、家庭纠纷及学业,但近年来确实有包括网络暴力及校园霸凌的申诉。

他说,网络暴力现象是属于新时代的“产物”,而随时代的进步与科技的发达,越来越多青少年拥有智能手机,社会、校方及家长必须正视网络暴力现象对青少年所带来的影响,也应该提升这一方面的意识。

他提到,青少年在生活或功课上的抗压能力较低,而大马社会缺乏对精神健康的重视,也包括在培养青少年的教育方面,也较少有精神健康这一块。

据大马国家健康和发展率(NHMS)的调查,在2011年,我国孩童与青少年精神疾病患病率为20%,即每5人就有一人面对心理健康的问题。

另一位辅导义工郭丽芳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则说,当今进入小家庭的时代,父母对孩子的溺爱比以前多,使到孩子抗压力低,一旦面对网络霸凌而导致精神崩溃,亦是可能会发生的。

她说,网络给社会带来很多方便,包括网购及扩大交友圈子等,但也衍生网络犯罪的社会问题,例如电子赌博或沉迷于网络游戏。因此,如今的青少年虽从小接触电子产品,但成熟度却不够,师长应扮演引导及协助的角色。

她表示,网络可以不用真实身份去发表言论,因此,有心人可以肆无忌惮或者尖酸刻薄去抹黑某个人。网上霸凌带来的伤害是很尖锐的,牵涉的范围可以很广,对受害者的伤害相当大。

负面情绪超载变“计时炸弹”

辅导义工黄慧芳指出,压力也会造成有些人无形中犯罪,有些人会因积压超载的负面情绪,不自觉地变成“计时炸弹”。

她表示,一旦有了导火线,例如网络热门话题触动到他们的伤痛事件,这些压抑的情绪就会宣泄似地被投射及强加在故事中较理亏的一方。

她说,网络霸凌事件发生在各阶层的身上,非仅在青少年身上,因为有些人会因为自己的伤痛,不自觉地作了选择性理解、选择性看见及选择性听见,进而曲解及扭曲原本的故事。

“当这种不自知无形中成了网络言语、精神强爆,引发群众负面情绪宣泄的连锁效应,就像核弹反应般爆炸,将故事中的势弱者被过度批判凌辱,罪不至死的也被判死刑,甚至炸伤无辜者。”

她称,每个人的情绪都有被听到的需求,尤其是想被自己所爱及在乎的人听见,因此父母、伴侣或挚友的听见是抒解、释放情绪的健康管道,对负面情绪尤其有效。

“我听见了你”提醒社会重视倾听

虽然倾听是本能,但却并非每个人都会听,有研究发现一般人的倾听力只有25%的效率,因此,大马生命线协会从今年4月开始推动“我听见了你”倾听运动,以协助社会大众建立起“倾听与同理”的能力。

大马生命线协会会长苏万安在接受访问时说,“我听见了你”倾听运动主要是提升社会大众对“倾听”的重视,他们全年目标是200场巡回演讲。

单是4月份,他们就已安排资深的辅导义工,到全国华小与中学举办约10场的巡回讲座。

苏万安直言,大马生命线协会是非营利机构,平日提供的辅导服务也是免费性质,因此希望有企业赞助这项运动,并欢迎华小、独中或国民型华文中学的董事部或各大企业机构联系他们。

为了配合不同社群的学习需求,倾听运动还特别设计了21项不同的讲题,以唤醒社会大众对倾听的重视。

据辅导组义工接案的统计,大马生命线协会成立21年以来,他们共倾听1万4000人,但经费有限,他们只能提供每晚3小时辅导,而他们的目标是要成立免付费的24小时服务,因此更需要社会资助。

青年面对霸凌 不让家人知道

心理辅导员发现,青少年在面对精神压力,尤其是校园霸凌或网络暴力时,最初都选择不让家人知道,主要的因素有二,一是深感不好意思或羞耻,第二是他们害怕说出来以后,会更加受到对付。

梁耀文称,青少年倾向将精神压力告诉朋友多过家人,因为他们认为朋友能理解及愿意倾听他们的心声,反而家人则不同,可能是父母用的方式令他们感觉不舒服及不安全,因此,父母有必要提升及学习倾听孩子心声的能力。

他认为,家庭应该是青少年的庇护所,因此应把家庭打造成为非常能够鼓励孩童及青少年畅所欲言的地方,即当发生事情时,他们愿意说出来。

遗憾的是,即便是在雪隆一带的家长,往往在得悉孩子可能患精神疾病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否认,不然就是觉得他们可能“中邪”,宁愿带他们去驱魔或拜神。

郭丽芳说,我国政府医院及私立医院都有提供临床精神治疗服务,但问题在于父母要不要面对事实,因去看医生,需要一段时间治疗,使到他们宁愿相信驱魔就会好,加上社会的刻板印象,会让家人害怕孩子成为“疯子”。

“病从浅中医,若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好好接受治疗,依然可以如常生活,我(郭丽芳)曾辅导的一个少年,在接受治疗后,也顺利结婚生子。”

她说,青少年的压力主要来自学业、感情、家庭纠纷及个人性格,但确实有些青少年本身是精神疾病患者,尤其是忧郁症及躁郁症患者,一旦面对压力,往往会萌生自虐或自杀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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