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批文事件从5月以来，再度被挑起成为华教界内高度争议的课题，董总与关丹中学两造就批文应“先改再办”与“先办再改”的立场相异，僵持不下，董总甚至亲赴彭亨向当地华教领导汇报关中事件将引发的弊端。
就关丹中学的情况来看，目前处于尴尬的位置：关中是否能成为独中的关键在于毕业生能否参加“统考”，如不被允许，那关中即使有再强烈的意愿也会“被国中化”，而能否参与统考的权力，则是由董总作主导。
“统考”在关中争议事件是最主要的关键，董教总在1975年无惧时任教育部长马哈迪的警告而开办统考，主要在于当时有政府内部消息传出，教育部把统考认定为只准在籍独中生参加的“内部考试”，因此，这说法也成为如今董总的理据之一。
不过，服务长达28年的独中工委会前考试局主任李华联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指出，“内部考试”的说词，是由当时政府内部亲华教人士所透露，既无白纸黑字的法律规范，也无法证明是马哈迪的亲口承诺，因此，由始至终也只是华教人士的自我认定，华教发展没必要就此自我束缚。
从1978年就参与建制统考的李华联指出，两造对于“关中批文”事件的争议勿流于表面化，即使统考在当年也是在模糊空间下所开办，所以统考与政府考试两者之间是有协调与变化的可能，这都掌握在董总与关中的手中。
低调处理或可行
“办教育与举行考试是天公地道的事情，关中是否能参与统考的争论，如参照当年统考的创办模式，只要董总与关中都愿低调处理，不要对此有太过激烈的行动。如几年过后都没引起各方太大的异议，这也是一种可行的方式。”
他透露，“宽中分校”是另一种增建独中的模式，因为宽中董事部与政府当局拥有良好的关系，以及在申请程序上是采取“增加教室”为策略。
“因此，教育部没理由拒绝这项申请作业，加上双方是有共识低调处理此事，虽然‘增加教室’与‘增建分校’有所出入，但算是为华教带来好消息。”
他直言，要求教育部修改批文是强人所难，因我国教育法令从来就没为华文独中做过明确的定位与阐释，所以就官僚技术的层次来看，该部只能依教育法令发出权限范围内的批文，不可能要求该部发出毫无法律根据，以及独立于国家教育体制以外的教育批文。
“即使教育部愿意配合，但发出独中批文在技术上，是不符合现行的教育法令，只是全国60间华文独中却又实在地存在，所以该部能作的就只是‘不会具体说明可以，但也不会明确表示不行’。”
他说，教育部在华文独中事务上，也是采取模糊与低调的策略，董总与关中两造须留意到这个关键，在模糊与低调中求变化与发展。
李华联感叹说，统考原本是团结各独中的工具，但如今却成为对付关中的武器，整件事情扩大了华教队伍的矛盾，已违背了董总前主席林晃昇曾立下的“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为华教争取平等地位”的宗旨。
石头砸脚 局限华教发展
关中批文事件延烧至今，董总义正词严提出批文背后的隐忧，不过，董教总独中工委会前学术处主任詹缘端指出，批文内容的确显示关中是一所私立国中，但也列明关中可开办其他科目，所以董总当然可拒绝关中的成立，但是也会因而失去尝试发展华教更多元的可能性。
目前是华社研究中心副主任的詹缘端认为，董总在关中批文事件太流于法律教条主义，竟站在打压华教50余年的教育法令的角度，去看待关中以及华教的发展，完全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同时，也否定了华教过往以建设对抗打压的华教发展路线。
“如果因为批文内容对华校不利，就拒绝展开华教发展的可能性，遵照董总这样的逻辑，那新纪元学院就不用创办了，白小事件也不用抗争了。因为无论新纪元或白小当年的创立与坚持，都是与不公平与不合理的法令和政策作对抗，而他们的坚持让华教获得最后的胜利。”
他说，如今董总却指出，因在教育法令下所发出的批文不利于华教就拒绝关中，退一步来说，60年代的《1961年教育法令》也不利于华文独中的发展，所以董总是否要完全因遵照法令的要求而不办独中，或要求政府修改法令以后再来办独中？
共同评估关中课程
詹缘端认为，董总如今抗拒关中批文的理据，有如像是建造在沙堡上的房屋和自毁华教长城，若从董总如今法律教条主义逻辑来看，60间独中都是违法存在，教育部至今仍有权力将任何一所华小改为国小。
“华教运动从50年代开展以来，一直都是对现有不合理的教育体制与法令作出冲撞与争取，而不是去迎合法令削足适履。现今已具两线制雏形的政治生态下，若有任何一间独中被当局对付，肯定引起社会的反弹与动员捍卫，所以关中事件没有必要上升到‘华教存亡’的地步。”
他建议，如今可先让关中批文冷却，也尝试放手让关中办校，两年后再交由华教各界设立小组，共同评估关中的课程、师资、教学等是否合乎独中要求，让关中这两年走过的路摊在阳光下，由华社共同决定是否让关中参加统考。
“同时，批文也要厘清其内容，但这是一项长期工作，两者是可并行不悖，因关中批文就是教育法令的缩影，董总必须看到这一点，因关中若成功，华教就多一间独中，如关中失败了，顶多维持原状，不可能会让60间独中变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