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在猜谁当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总统，原因除了好奇，更在于这位“新总统”会影响我们的未来。
大国的选举，和我们有甚么关系？当然有，除非你完全相信“人民当家做主”，而不理会国际政治或所谓的“自由市场”规则实际上是由“超级精英”(Superclass)制定这一回事。就影响力而言，美国总统制定的规则，几乎都会变成“全球共识”；从金融制度、营养标准、学术水平、空气素质、贪污指数、人权状况到幸福指数，都不是参考小国政府智囊团的，而是大国权力玩家的。
“占领华尔街”运动正好一年，全世界的“幸福指数”都在亮红灯；1%最有权势的人仍然决定了99%人的命运，甚至财富与资源的分配，也完全由这些权力玩家说了算。在白宫与华尔街之间有一道旋转门，政客和金融界大佬可以互换位置，财库通往党库，党库通往私库。“经济金字塔顶层”的大腕，通常都会用钞票左右政府的政策，甚至干脆就把自己和政客打包成“利益共同体”，结合权力与资本，全力掠夺国家财富。从美国到马来西亚，都有这种“朋党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的传统，特别是敦马哈迪豪烧千亿的“那些年”。（用白话文来说，就叫“官商勾结”。）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过后，“朋党资本主义”这个名辞开始出现在马来西亚媒体。1998年，安华从副首相沦为阶下囚后，吉隆坡独立广场上的“烈火莫熄”喊了14年，现在大马国债5000亿令吉；12家大企业从银行就借了2105亿令吉，单是名列榜首的杨忠礼机构，就借531亿4000万令吉，第二名的赛莫达集团再借343亿令吉，第三名的国库控股（Khazanah）加马友乃德(UEM)借了228亿令吉，三家巨型企业就借了1102.4亿令吉，相等于国家石油公司向政府缴交的两年红利。另一边，则是小商小民叫苦连天，高喊借贷无门，以致大耳窿生意兴隆。
政府对大企业和上层阶级的关爱，当然不限于借贷和为它们担保。从税收补贴、贸易保护（例如钢铁业）、执照审批（电讯、银行）和政府津贴的政策倾斜中，早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大官和钜商除了千万亿万的政治献金和名车豪宅，还有许多剪不断也说不清的“情义相随”。
单是私人企业柏华惹登嘉楼公司（Perwaja Terengganu）的16亿令吉欠款，居然也能一笔勾销；争议不断的英达丽水私人有限公司13亿令吉的罚款，也能“既往不咎”！这种“金融炼金术”真教人大开眼界。
从国库拨500令吉给中低收入的家庭，还有向拖欠高等教育贷学金的大学生追讨的债务，原来不过小意思。单是私人企业柏华惹都受过咱纳税人“区区16亿令吉”的小恩小惠；其他“保持低调”的，就更加讳莫如深了。
如果你当政府，有权力分配国家的资源（例如咱纳税人的血汗钱），你要豁免大学生的高教贷款，还是大财团的商业贷款？（这个信手拈来的假问题，也可用来检查政坛大佬的思路。）
政坛商界都有潜规则。1%最有权势的“超级精英”决定了99%人的命运，甚至财富与资源的分配，从美国到马来西亚都没有例外。如何制衡利害，全民有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