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有关土耳其新版教材的报道值得深思:新教材以“突厥斯坦”取代“中亚”及其相关表述,引发中国网民的批评,土耳其网民也随之加入激烈的舆论交锋。历史术语之争的背后,折射出历史叙事的领地化与政治化倾向:当历史被用来划定“我们”与“他们”的边界时,它便不再仅仅是认识过去的学问,而成为身份政治建构与社会动员的工具。
在民粹主义盛行的时代,这种工具性展现出惊人的传播力与感染力,构成了当代民粹主义的典型症候。民粹主义叙事的运作机制,并不必然依赖全然虚构的历史,而往往通过选择性呈现、刻意放大乃至夸张某些有利于自身的历史图景来实现:它强调冲突与征服、辉煌与伟大,却遮蔽积弱与贫困、交融与共生。当这种选择性叙事与社交媒体的传播机制相结合,历史便极易被情绪动员所征用。即便是那些身处日常生活、以方便面为食却热衷于指点江山的普通网民,也可能参与掀起席卷网络的大规模论战。
纵观人类历史,任何国家或朝代对自身历史的描绘,都可能受到既定政治边界的限制,甚至陷入自我中心主义与历史自负。然而,从更长时段和更广阔的空间尺度来看,人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人群不断迁徙、扩散与交流的过程。从非洲人类起源的相关学说到人类迁徙的历史研究,我们看到的,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不断迁徙、定居、从事农耕与贸易,并在持续互动中形成复杂社会关系的历史进程。
即便不同人群后来在各自区域内发展出具有鲜明政治与地理边界的复杂文明,跨区域的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仍然是历史发展的常态。以亚欧大陆与印度洋世界为例,陆上丝绸之路与印度洋贸易网络共同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彼此交织的交流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长期活跃著一类跨越族群、宗教与文明边界的人物:他们兼具多元文化素养,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承担翻译、居间协调与沟通联结等职能。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中,这类人物可以被概括为“文化中介者”。他们不仅是不同文明互动的参与者,也是人类社会共同历史遗产的重要承载者。
元代赛典赤·瞻思丁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来自中亚布哈拉,深受波斯与突厥文化传统的影响。入华之后,他受忽必烈之命治理云南。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他在云南推行的治理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可被视为一项文明建设工程:通过兴修农政、促进商贸、倡导儒学与尊重伊斯兰信仰,推动儒家教化与伊斯兰传统在同一社会空间内并行发展。
在其治理实践中,两种文明传统并非必然构成零和对立,而是能够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成为共同参与社会秩序建构的文化资源。其族裔后人郑和,则将这种文化中介角色进一步拓展至海洋世界。郑和承继了其祖辈与父辈赴麦加朝觐所体现的亚欧大陆跨文化传统,同时又成为明成祖朱棣倚重的海军统帅。他以自身的多重文化背景为纽带,将中国与亚欧大陆的文化资源同印度洋贸易网络联系起来,七下西洋,航迹遍及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与东非沿岸。
郑和及其所参与构建的海外交往网络,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爪哇、苏门答腊乃至马鲁古群岛等地穆斯林社群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是东南亚伊斯兰传播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他的远航活动及其相关历史遗存,也已成为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地区长期交往的重要文化记忆节点。与不到一个世纪后欧洲航海者在印度洋及南海展开的殖民扩张相比,郑和船队的远航主要以朝贡外交为政治框架,同时承担贸易与交往功能,并未形成与欧洲殖民扩张相同的海外文化殖民体系。
尤为耐人寻味的是,与郑和相关的文化记忆广泛分布于从南海到印度洋的辽阔区域:在旧港(即今泰国南部和马来西亚北部地区,不是苏门答腊的Palembang),其历史活动与当地华人社群及海上秩序的维系密切相关;在马六甲,他的名字与三宝山紧密相连;在三宝垄,与三保公相关的民间信仰与庙宇传统延续至今;在泗水,以郑和命名的清真寺也构成当地文化景观的一部分;在印度洋的斯里兰卡,与其航行相关的碑铭遗存至今仍受到关注;在今日饱受战乱困扰的也门,历史文献亦留下了当地政权与中国远航船队接触的相关记录。
一位兼具中亚与中国文化背景的历史人物,竟能以不同方式进入不同国家与族群的集体记忆。这一现象表明,具有跨文化经验、承载复合身份的历史人物,往往能够超越单一群体的历史叙事,成为不同社会共同理解与诠释的对象。
郑和的历史书写
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近年来在有关郑和的历史书写与影像创作中,尝试遵循两项基本原则。其一,是坚持历史叙事的双向性。明代中国与十五世纪的亚欧大陆及印度洋世界,应当被呈现为彼此具有主体性、相互参与历史进程的交流双方,而不应仅仅被置于单向度的“朝贡”与“安抚”关系之中。其二,是强调历史人物身份的完整性。郑和的穆斯林家庭背景在不少通俗叙事中被淡化,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然而,若将这一维度从其生平中剥离,便难以充分解释其远航所依托的跨区域社会网络,以及明朝与印度洋世界之间得以建立的深层联系。
相较之下,元朝对南海的军事远征并未必然转化为持久的政治认同、社会信任或商业联系;郑和的家庭背景及其与南海哈乃斐学派穆斯林社群之间的联系,则为理解明代远航何以能够连接中国与南海诸国乃至印度洋世界提供了重要线索。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这类人物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其生平与历史影响无法被任何单一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完全收编或垄断。
从目前初步呈现的跨文化接受情况来看,此类题材确实具有唤起不同社会群体共鸣的潜力。在有关郑和的相关预告材料发布后,印尼的穆斯林知识界主动撰文讨论,将郑和远航视为早期海上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例证;泰国的文化遗产研究机构提出在区域学术会议中设置专题,探讨泰国“本头妈”庙宇文化与郑和交往网络中相关历史人物之间的联系;东南亚一些学术与影视机构也对这一跨文化题材表现出积极兴趣;印度影视公司亦在筹划有关郑和的影视作品。
此外,远在非洲,尼日利亚豪萨语媒体与索马里电视台也表达了将相关影视内容进行本土化传播的意愿。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馈并非集中于单一文化圈,而是分布于东南亚、南亚与非洲等不同地区。这些初步反应提示我们:当同一历史人物能够同时被多个群体视为与自身历史相关、甚至被纳入各自的文化记忆时,他便可能成为促进跨文化理解与交流的重要媒介。
费孝通晚年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恰可为上述思考提供思想注脚。应对民粹主义历史叙事的有效方式,并非以另一种宏大叙事取而代之 (正如一种民族主义无法战胜另外一种民族主义,亦如一种民粹主义无法战胜另外一种民粹主义),而是回到具体的历史人物及其复杂的生命经验,重新审视赛典赤与郑和这样跨越地域、族群与文明边界的历史实践。
当受众能够在一位中国穆斯林统帅身上,同时辨认出政治忠诚与宗教信仰、中国身份与世界联系之间的有机统一时,以文化和族群对立为基础的社会动员逻辑便有可能受到削弱乃至瓦解。影视与文学并非史学研究的附庸;相反,它们借助形象塑造与情感共鸣触达人心的能力,恰恰能够补充纯粹学术论述在公共传播层面的局限。
历史既可以成为筑起认同壁垒的材料,也可以转化为连接不同社会的桥梁。两者之间的分野,最终取决于我们选择讲述怎样的历史、突出怎样的人物,以及希望与怎样的受众建立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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