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高等教育》（THE）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公布，马来亚大学首次进入全球前200，位列第194；稍早发布的QS世界大学排名，却把马大列在第56位。两张榜单相差悬殊，难免让人疑惑：马大究竟是前百强，还是前200强？
这并非孰是孰非，而是两套排名采用了不同的尺度。THE较重视研究环境、研究质量与学术影响，QS则更看重学术声誉、雇主评价和国际化。指标不同，排出的次序自然有别。以马来西亚高校为例，理大、国大、博大和工大在QS的名次明显高于THE；国油科技大学和双威大学则在THE表现较佳；拉曼大学在两份榜单上的位置相对接近。与其追问哪一个名次才算“真实”，不如先弄清楚：排名衡量的究竟是什么，又如何反过来影响大学的发展？
对大学排名的质疑，往往集中在评估方法上：QS较倚重声誉调查，结果容易受到既有印象左右；THE强调论文引用，则可能促使大学追逐可量化的研究成果。这些批评固然重要，但排名更深远的影响，不只在于它是否准确，更在于它已从描述现实的工具，逐渐变成塑造现实的力量。
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在《拟像与仿真》中讨论过：模型和符号一旦脱离现实参照，甚至可能取代现实，制造出一种“超真实”。大学排名多少也有这种意味。原本应由大学形成特色与实力，再由榜单加以评估；如今，不少大学却按照榜单的指标配置资源、招聘人才，甚至选择研究方向。
为了提高国际化得分，大学扩大国际招生与访学规模；为了增加产业合作表现，资源可能转向较快产生应用成果的项目。这些做法本身未必有错，问题是：当指标成为首要目标，大学还能否依循自身的教育理念和学术使命发展？
这正是“古德哈特定律”所揭示的困境。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的观点，后来常被概括为：“当一个指标成为目标，它就不再是一个好的指标。”一旦大学围绕指标运作，排名所测量的对象，也会被排名本身改变。
牛津大学的例子尤其值得注意。牛津连续多年位居THE榜首，容易被误读为它掌握了某种“冲榜秘诀”。事实上，THE首席全球事务官菲尔·巴蒂强调，牛津的优势来自18项绩效指标上的全面强劲表现，横跨教学、研究环境、研究质量、国际视野和产业收入。
换言之，牛津并非靠少数加分项目取胜，而是凭借长期积累的整体实力。排名是卓越的结果，不是卓越的原因。若把牛津当作一套可复制的排名攻略，反而会看错它真正的根基：学术传统、制度能力与人才生态。
排名还有一个先天限制：它主要面向过去。论文数量、引用率、学术声誉和校友成就，都是对既有表现的统计；大学的使命却必须面向未来。真正突破性的思想，在出现之初往往无人引用，甚至因挑战既有范式而被冷落。
排名造成趋同
如果评价体系只奖励短期、可见、可量化的成果，那些需要十年甚至数十年耕耘的基础研究、人文学科和冷门领域，就可能逐渐失去生存空间。榜单能记录已经显现的成绩，却很难辨认尚未成熟的可能。
从全球高等教育生态来看，排名还会造成趋同。为了争取相似的指标，大学兴建相似的实验室，延揽相似背景的学者，开设相似的热门专业。短期看，这或许有助于名次上升；长远看，却会削弱整个体系的多样性与韧性。
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责任。地方大学未必需要模仿全球研究型大学，重视教学与社区服务的院校，也不应为榜单而改变本色。如果所有大学都追逐同一种成功，高等教育最珍贵的差异反而会消失。
要避免排名竞争把大学推向同一种模式，关键不在于取消竞争，而在于重新理解竞争。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的合作便提供了一个例子：两校同处国际高教前列，彼此竞争，却也共享高价值科研设施，并在深科技创业等领域携手合作，把有限资源用于扩大整体科研效益。
南洋理工大学校长何德华所强调的，正是这种竞合关系：两校即使在全球舞台上竞争，仍可通过共享科研设施，共同提升新加坡在全球科研中的地位。竞争因此不再只是榜单上争高一名，而是各展所长之馀，也为整体高教与科研生态创造更大的价值。
当然，这并不意味著发展策略和资源投入无关紧要。亚洲大学近年的整体上升便说明，明确的策略确实能改变一所大学的国际位置：中国高校凭借持续投入，提高了论文影响力和全球能见度；香港与新加坡高校在发展初期，也曾聚焦排名权重较高的研究产出，借此迅速建立国际声誉。问题不在于大学是否运用排名，而在于排名是否反过来主宰大学的发展方向。
大学方向与办学理念
因此，名次上升之后，更根本的问题仍是：大学究竟想成为什么？悉尼大学教授李正宰（音译）曾在香港大学任职，并负责大学排名事务。他接受韩联社采访时指出，排名可以成为反映一所大学学术能力如何被国际社会认知的“温度计”，却不应成为决定大学方向与办学理念的“指南针”。
这个比喻恰好划出了排名的边界：它能显示大学身处何处，却不能替大学决定走向何方；它能衡量部分成果，却不能定义大学存在的意义。面对排名，较为理性的态度既不是全盘拒绝，也不是盲目服从，而是善用其参考价值，同时保持必要的距离。
在现实环境中，大学不可能完全脱离排名。名次会影响招生、经费、合作机会和社会认知。然而，大学仍须保留一些不受排名支配的空间：一项多年看不到成果的基础研究，一门学生不多的古典学课程，或一个扎根本土、难以转换成国际指标的社会计划。
从榜单来看，它们的贡献或许有限；从大学的长远发展来看，它们却可能构成最深厚的底蕴。大学若只经营能够被计算的部分，最终也会失去那些难以量化、却最值得保存的价值。
归根究底，排名是工具，不是目的。它可以帮助社会观察大学，却不能取代我们对大学的理解。大学的价值，不只在于发表多少论文、获得多少引用、上升多少名，更在于能否培养独立思考的人，提出新的问题，回应时代的需要，并为未来保留更多可能。
对一所大学而言，真正重要的从来不只是排在第几，而是在追逐各种指标时，是否仍记得自己为何存在。
本文观点，不代表《东方日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