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期，随著政治局势的变化，维新派与革命派人士逐渐意识到南洋拥有庞大的华侨人口，遂将其视为推动政治改革与革命的重要力量。为了争取知识阶层的支持，两方纷纷创办报纸作为宣传工具。例如，维新派于1905年创办《南洋总汇报》；革命派则先后出版《中兴日报》（1907—1909）、《晨报》（1907—1910）及《南侨日报》（1911）等。
与此同时，维新派与革命派人士也认识到马来亚华侨当中仍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口不识字，多数是农民及工人，因此积极推动戏剧活动，透过舞台演出将政治理念和社会讯息具体化、形象化，使大众更容易理解与接受，演剧获得广泛欢迎。报章则成为宣传戏剧活动及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媒介，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社会启蒙。
根据杨松年在《编写新马华文文学史的新思考》中的统计指出：“1919年5月4日至1924年年底，新马只出版了17种华文报刊。然而，自1925年初至1930年底，却有109种，特别是从1927年至1930年，共有98种。报章副刊的出版情况也是如此，自1919年至1924年，新马华文报章推出的副刊只有9种；然而自1925年至1930年，所推出的副刊有157种，其中1927年至1930年间推出的有134种。可见，影响新马华文出版事业蓬勃发展的，并非只有五四运动，还有其他因素。”
当马来亚华侨社会的群体意识逐渐形成之后，开始关注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对知识资讯的需求不断提高。这种社会氛围进一步推动了华文报业的发展。1927年，中国国民党发动清党，大批知识分子南来马来亚，进一步充实了在地报业的人才资源，这也是1927年至1930年间，华文报章及副刊数量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话说回来，中国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与梁启超流亡海外，在马来亚华侨社会积极宣传保皇思想；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则大力鼓吹革命。虽然双方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但皆希望唤醒华侨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以争取华侨对中国政治运动的支持。因此，两派都积极倡导创办报章，也积极呼吁兴办学校以启迪民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来亚新式华文学校陆续成立，也逐渐形成报业与教育事业相互促进的发展局面。
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政府曾要求驻南洋各领事馆调查各埠华文学校的发展情况。1915年，北京教育部公布调查结果，统计英属南洋十二埠共有华校58所，在校学生4783人，平均每校不足83名学生。另外，根据雪兰莪教育统计资料，当时于民国六年（1917年）七、八月间，由吉隆坡尊孔学校宋木林负责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雪兰莪共有华校22所，其中男校20所、女校2所；全年教育经费约5万6890元，教职员73人（男60人、女13人），学生总数1741人。
为了促进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侨务委员会积极鼓励华侨兴学，民国政府亦推行“大总统奖励兴学”等政策，以资鼓励。
1917年，教育部派遣黄炎培、林鼎华前来南洋考察并指导华校办学，对华文教育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宣传与推动作用。其后，华校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加，至五四运动前后，英属南洋已有华侨学校三百馀所。这些学校大多由具有地缘关系的帮会，如广府帮、客家帮及福建帮等筹办。
根据1931年《英属马来亚人口普查》资料，约三分之二的华侨学生就读于华文学校，其馀三分之一则进入英文学校。至1937年，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槟城、马六甲）共有华校477所；马来联邦（霹雳、彭亨、雪兰莪、森美兰）456所；非马来联邦（玻璃市、吉兰丹、登嘉楼、柔佛及婆罗洲部分地区）256所，合计共1189所。这些华校包括公立学校、教会学校、夜校、私立学校及私塾等不同类型。
英国学者巴素则指出：“在马来亚华校所采用的教科书，是完全在中国印行的，两家印行教科书的主要出版公司，就是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1925年许多排外的材料，都编入教科书内，尤共拟煽动反英的情绪。”正因为英国殖民政府认为华文学校所使用的教材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并可能激发反英情绪，因此自192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华文学校及华侨社会采取更为积极和严密的监督与干预政策。
注：心向太阳剧坊将于8月8日（星期六）下午3点，在彩虹传艺中心（位于吉隆坡蒲种路）主办专题讲座《战前马来亚华侨华人学校与汉文报刊：一个互动的文化网络》，邀请中国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奎博士主讲，欢迎有兴趣者报名，文化乐捐入场。同时，该日亦是《民国/昭和时期？——马来亚华侨学校教育书刊特展（1920-1949）》开放最后一天。欲知更多详情，可联系心向太阳剧坊016-2322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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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文化馆馆长兼研究员、心向太阳剧坊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