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没打算写《给阿嬷的情书》，受老同学林春发勉励才动笔。
5月25日，在北京参观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后，心里已经装得满满的。馆里，我看到父亲当年“过番”下南洋后，与留在北京的大哥几十年来往的书信，也看到了我与大哥隔著山海的通信。一封封侨批，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把几代人跨越岁月的牵挂，静静留在纸页之间。
下午，又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电影散场，我没有落泪。回去后，只随手写下一则短短日记：《我在家书博物馆重逢父亲与大哥》。没想到，两天后，这则短文竟悄悄传遍了许多朋友圈。
恰巧这时，老同学林春发正在中国。我们聊起此事，我说，不如你也去看看《给阿嬷的情书》。你我都是潮安人，前辈都是过番人，感触或许会更深。
春发不仅是商人，也是勤恳的文字耕耘者。回来后立即动笔，一口气写了两篇观后感，今天又说还想写第三篇，问我要补充一些什么感想。
他文章中说，电影院里前排的年轻人在偷偷擦眼泪，他自己眼睛也模糊了。我忽然发现，我们这一代人，看这部电影时，流泪的原因或许不太一样。年轻人看见的是离别，我们看见的是来路。
春发想起他的阿公舅公，我想起我的阿爸。阿爸也是无数过番人中的一个。
电影里的信局，让我想起小时候在郑绵春信局里，依偎在父亲身边，看他替同乡写批、汇钱。“伍拾银”“贰拾银”——那时只觉得是一串数字，如今才懂，那是一个人在异乡节衣缩食后寄回家的盼望，也是一个家庭继续生活下去的依靠。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视频，甚至很多人不善表达。于是他们把乡愁写进侨批，把思念折进信封，把一句“家中勿念”，写成最长情的话。
《给阿嬷的情书》里有一句：“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忽然明白，那些家书、汇款单、报平安的话，从来不只是书信，它们是那个年代写不出口的情书。
不过，要我用简短的文字来舒展这些情怀，相当吃力，只能轻描淡写。因为有些故事，不在电影里；有些情深，也不在纸上，而留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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