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成年人是否应接触社交媒体的讨论中，一种看似理性的声音正逐渐成为主流：政府不应设限，只要加强监管、提升媒介素养、推动企业自律，平台终究会变得安全。
这一立场看似稳妥，实则建立在一个并不存在的前提之上：即风险仍停留在未来。
但现实情况是，相关伤害不仅已经出现，而且仍在持续及加速发生。
当一个系统正持续将儿童暴露于已知风险之中，公共讨论就不应停留在“如何改善环境”，而是我们是否还要继续让孩子暴露在风险之中。
社交媒体从来不是中立空间
近期，一封由多个非政府组织联署、反对对16岁以下青少年实施社交媒体禁令的公开信，将问题简化为“自由对抗限制”。
然而，这种二分法忽略了问题的现实性质。
社交媒体并不是中立的公共空间。它是经过精密设计、以延长停留时间和影响行为为目标的系统。
仅在马来西亚，2025年前11个月，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MCMC）已侦测到957宗涉及儿童的不当内容案件。部分案件严重到需要执法机关介入，甚至展开逮捕行动。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亦指出，未经同意的性内容传播，包括性勒索与性剥削，已成为全球儿童面临的严峻威胁。
对成年人来说，这尚且需要强大的内心去对抗；对儿童而言，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是极度的不对等。
也因此全球各执法机构不断警告，网络性勒索案件正在爆炸式增长，涉及数十万宗举报，甚至导致青少年出现严重心理创伤，乃至走向极端。
更令人不安的是，许多受害者从未发声，还有更多我们尚未发现的被隐藏的恶。
现有机制未能有效阻断伤害
支持“继续开放”的论点，通常基于一个前提：平台已有保护机制，且可逐步完善。
然而，相关机制的实际效果，仍有明显落差。
202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当系统识别为13岁青少年账号时，这些账号比成人更快、更频繁接触到有害内容，有时甚至在数分钟内便已发生。
与此同时，主张“暂缓设限”的政策路径，多集中于加强监管、推动教育与深化制度设计。这些方向固然重要，但其共同特征在于都需要一段时间。
平台治理涉及立法程序、技术重构以及对跨国企业的长期监管，其推进速度往往难以与风险扩散的速度相匹配。
而未成年人并不会在制度成熟之后才进入网络环境。
权利，不止是“接触”的权利
在这场争论中，“权利”经常被用来反对设限。
但这样的论述，本身是不完整的。
它强调儿童表达意见与获取信息的权利，却忽略了同样重要的一面，即免于伤害、被保障安全以及健康成长的权利。
公共政策的责任，不在于选择其一，而在于在多重权利之间作出平衡。
事实上，社会早已在多个领域对未成年人设下明确界限，举例，驾驶、投票、饮酒、就业。
这些限制的本质，不是剥夺权利，而是在于意识到权利的行使，必须与承担后果的能力相匹配。
在此基础上，为尚未具备完整判断与承担能力的未成年人设定边界，正是制度对脆弱性的回应。
当社交媒体环境已被证实存在系统性风险，它自然不应被视为例外。
当伤害已被反复证明，却仍以“自由”为由拒绝设限，本质上是在将本应由制度承担的风险，留给孩子去承担。
政策评估应以减少伤害为核心
反对设限者常提出，禁令在执行上存在漏洞，亦可能引发新的问题。
这一判断并非毫无依据。
然而，公共政策从来不是以“是否完美”为前提，而是以“是否能够减少伤害”为判断标准。
即使仍有部分青少年能够绕过限制，只要整体暴露下降，伤害就会下降。
相反，如果因为无法做到完全防护而选择不行动，那么唯一可以确定的结果就是伤害将继续发生。
监管焦点的结构性偏差
这场争论亦反映出一种更深层的认知偏差。
我们习惯高度警惕政府的每一项限制，却对平台的影响力习以为常。
我们严格审视政策是否越界，却很少追问：为什么一个缺乏公共问责的商业系统，可以长期塑造儿童的注意力、行为，甚至情绪？
然而，两者同样涉及对个体选择空间的影响。
区别在于，前者可经由制度监督与修正，而后者则更多依赖企业自身决策。
在未成年人保护议题上，这种关注重心的失衡，值得重新检视。
当风险已被反复证明，却仍选择延后行动，本质上并非中立，而是对现状的默认。
在伤害已经发生的现实下，继续等待，本身就是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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