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陆税收局的最新规定要求网络红人或社媒工作者申报所有收入，包括免费产品、礼品、招待的餐饮及海外行程。这项改革具有突破性，虽然现在才被提出，但正当其时。在最新指南下，过去常被轻描淡写为“合作”或“赠品”的好处，如今被明确视为它们身为经济利益的真正本质。税收局的举动清晰的告诉我们收入并不会因为以名牌包、酒店住宿或商务舱机票的形式出现，就不再是收入。
这项政策的核心其实很简单，就是公平与透明。马来西亚的税制长期依赖自愿申报。受薪阶层几乎没有选择空间，税款在源头就被扣除；相较之下，小商家、自由业者以及如今的网红，收入形式多元且难以追踪。要求数码创作者申报非现金形式的收益，是在补上制度长期存在的缺口，也是在告诉所有人，规则应该一视同仁。
更重要的是，它强化了一个常被忽略的原则：只要具有经济价值，就应被认真对待。无论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内容创作行业，只要一项好处是因为工作、合作或专业身份而获得，并为个人带来实际利益，就不应该因为支付形式不同而被区别看待。以“邀请”为名获得的机票、酒店或完整行程，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有价收益，也理应纳入透明与申报的范畴。
从更大的层面看，这项措施也触及廉正与治理的问题。奢华礼品、高档宴请与铺张的餐饮招待，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一顿动辄数千令吉的豪华晚餐、长期由商家买单的高档饭局，和名贵礼物一样，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可能在无形中影响立场、判断与说话方式。明确规定这类豪华餐饮同样需要申报，是必要的一步。
当然，这项政策还未完美。第一是估值的问题。免费产品应该以市价、折扣价还是赞助方成本计算？一场多人共享的高档餐宴，又该如何界定个人受益？如果缺乏清楚、易懂的指引，守法者反而可能无所适从。再来，执法同样不容易。知名度高的创作者在公众监督下或许更谨慎，但规模较小的内容创作者却可能游走在灰色地带。如果执法不一致，政策的公信力就会被削弱。
与此同时，这项制度也具有另一层现实意义。一些网红透过宣传非法活动，例如网络赌博、地下博彩或其他违法项目获取收入。要求所有收入与好处进行申报，实际上也让这些行为更容易被识别与追查。非法所得一旦需要解释来源，灰色与黑色地带就更难以隐藏。这对守法者或许是负担，但对打击违法行为而言，却是一种必要而有效的工具。
然而，真正值得深入讨论的，除了网红或社媒工作者，此规范与监管逻辑是否也应该更广泛的涵盖更多群体。如果说，我们认同礼品、豪华餐饮和招待行程可能影响行为，那么仅把这套标准用在数码创作者身上，在逻辑上并不完整，也难以让公众信服。
是的，政治人物、公职人员与高级公务员，对公共政策与社会资源分配的影响力，远远高于任何一则社交媒体贴文。正因如此，社会对他们的操守要求，理所当然应该更高，而不是更低。然而现实却是，在礼品、宴请与各类招待的申报问题上，政治人物往往游走在模糊地带，甚至长期缺乏明确、统一并且可让公众理解的标准。
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
若网红因收下一部手机、一次酒店住宿就必须申报，那么手握权力的政治人物，接受商界安排的高档餐宴、长期请吃、贵宾包厢、海外考察行程，却无需清楚交代，这样的制度显然难以服众。影响力越大，透明度就应越高，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一个更合理、也更有说服力的做法，是把具体数字写进制度里。例如，凡政治人物、公职人员或公务员所收受的礼品、宴请、豪华餐饮或其他有价利益，只要单次或累计价值超过500令吉，就必须申报；若涉及海外行程、长期招待或多次高档餐饮，总值超过1000令吉，更应接受更严格的记录与监督。这不是针对个人，而是替制度补上长期缺失的一环，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而不是人情之中。
国际上已有清楚的前车之鉴。新加坡前内阁部长易华仁因收受商人提供的多项贵重利益，包括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门票而被判入狱。案件提醒我们，即使在制度健全、廉洁形象良好的国家，只要申报不清、界线不明，所谓的“人情”同样可能演变成问题。
这并不意味著礼品或请吃饭一定等同于贪腐，而是未申报、不可见的利益，必然引发猜疑。在公共领域，猜疑本身就足以伤害信任。更合理的方向，是建立跨领域、可执行的申报文化。无论是网红、政治人物，还是公务员，只要所获得的利益超过一定金额，就应申报、记录，并在适当情况下接受公众监督。
透明从来都不轻松。它意味著多程序、多填表、多解释，也可能带来不适与争议。但是如果我们真心希望制度公平、社会清明，那么这种不方便，正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没有透明化的机制情况下，疑虑就会不断累积；有了透明化，信任至少还有重建的可能。要知道，一旦失去信任，它的代价永远高于任何一张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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