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湾政府拟全民普发新台币一万元（约1375令吉），而我国政府则推出RM100的SARA电子购物券援助。两者金额高达13.75倍的悬殊差距，不仅是单纯的财政决策，更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台湾与我国这两只昔日的“亚洲小龙”与“亚洲小虎‘，在过去数十年经济发展道路上，如何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风景。
这值得我们深思：为何曾经的追赶者，如今在财政实力与人民分享经济成果的能力上，出现了如此巨大的落差？
一、财力之差：高科技引擎与资源依赖的现实对照
普发现金金额的差异，最直接地反映了两地经济实力与财政弹性的不同。
台湾的底气，源于其成功的产业转型。历经数十年深耕，台湾已从劳力密集的代工厂，蜕变为全球高科技供应链的核心。以台积电为首的半导体产业，不仅是“护国神山”，更是源源不绝的税收金鸡母。强劲的出口实力带来充裕的外汇存底与财政盈馀，使得政府即便需要部分举债，仍有能力推动规模庞大的全民现金发放计划，将其作为刺激内需与政治诉求的工具。
反观我国，尽管经济多元，但长期以来对石油、天然气、油棕等天然资源出口的依赖，以及在全球产业链中偏向中低阶的电子组装与封测环节，以及资料中心的设置，使得财政收入与产业附加价值，难以与台湾匹敌。面对较高的财政赤字压力，政府的任何补贴政策都必须“精打细算”。因此，100令吉的援助金选择以限定用途的电子券形式发放，其首要目标是精准扶助民生必需品消费，并严守财政纪律，避免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这不仅是“敢不敢花钱”的问题，更是“有没有钱花”的现实。一个是依靠创新驱动、财政有馀裕的 “高科技富裕经济体”；另一个则是受制于结构性瓶颈、财政需谨慎的 “中高收入追赶者”。
二、发展之路：台湾的升级经验与大马的转型困境
将时间轴拉长，今日财力的差距，根源于昨日发展途径的分野。
台湾的经济奇迹，是一部目标明确、政策连贯的产业升级史。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化，再到1980年代设立新竹科学园区，全力冲刺高科技。政府透过政策引导、巨额投资与产学研合作，成功吸引海外人才技术回流，孕育出一批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本土科技巨头。这种 “国家 - 企业 - 学界”紧密协作的模式，让台湾一次次在全球经济危机中，总能找到转型升级的新动能，牢牢占据价值链的顶端。
而我国的转型之路，则显得相对崎岖。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重创，使得民间投资信心与产业升级步伐一度放缓。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多个结构性挑战环环相扣。首先，产业升级的步伐显得乏力，未能像台湾一样，从代工组装全面走向自主研发与品牌创建，导致经济的附加价值提升缓慢。与此同时，一些具有历史背景的特定社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的完全竞争与人才的自由流动，削弱了经济的内在活力。这种内部动能的不足，加上关键零组件高度依赖进口的现实，使得本土产业链难以深化、韧性不足，共同构成了我国在转型路上的崎岖挑战。
这些因素环环相扣，使我国虽拥有优越的资源与地理位置，却长时间在“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徘徊，未能实现关键性的突破。
三、未来启示：从台湾经验中寻找大马的突围之道
台湾的发展途径并非完美，其过度集中于半导体产业的风险也日益凸显。然而，其成功的核心精神就是对技术创新的执著、对人才培育的重视、以及政策的长期连贯性，是所有后进经济体值得借镜的宝贵启示。
对于正在推动“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NIMP 2030）的马来西亚而言，台湾经验提供了几个可思考的方向。我们必须超越单纯吸引外资设厂的旧模式，转而致力于培育本地的创新生态，透过有效的政策工具，鼓励本土企业投入研发，逐步建立自主技术能力，以期打造属于马来西亚的“护国群山”。要实现此目标，关键在于打破结构性的束缚，释放人才与市场的巨大潜能。一个更公平、开放、以绩效为导向的市场环境，能让最优秀的人才与企业不分背景地脱颖而出，这是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根本。而这一切的基础，还是回归到对“人”的投资。唯有持续加大对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培训的投入，确保劳动力技能与未来高附加价值产业的需求无缝接轨，才能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最坚实的基石。
从一万台币到一百令吉，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冰冷的数字，更是两地数十年来在经济治理、产业远见与社会结构演进上的缩影。台湾的“大方”，是其数十年产业升级积累下的成果展现；而我国的“审慎”，则反映了我们在转型道路上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这份差距，对我国而言，不应该是气馁的理由，而应是策励前行的借镜。唯有正视结构性困境，以更大的魄力推动深层次的经济与社会改革，专注于建立一个以创新为核心、人才为基石的永续经济体，我国才能真正突破瓶颈，走出属于自己的高收入国家之路，让未来的每一次全民共享，都能更有底气、更具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