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雪州政府行政议员的一名年轻助理在反贪会大厦内接受调查后，从高楼坠下身亡。他叫赵明福，时年30岁。他的离世并未换来真相，只换来一个国家长达16年的沉默。
十六年后，赵明福案被总检察署以没有进一步行动（NFA）结案。于是，赵明福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而这一次，不是因为真相水落石出，而是因为失望与愤怒如影随形。更令人唏嘘的是，他并不是唯一的“赵明福”。
2015年，反贪污委员会副检察司凯文莫莱斯（Kevin Morais）失踪。数日后，他的遗体被灌入水泥桶，弃尸荒野。六名嫌犯被判谋杀罪成立，但他的弟弟公开指出，凯文曾掌握涉及高层贪腐的证据，甚至准备提控当时的权贵。这起焚尸案自始至终笼罩在政治阴谋的阴影下。2024年，上诉庭维持原判。2025年，案件进入联邦法院阶段，但公众想知道的不是技术性判决，而是谁主使了这一切？背后的黑手为何至今未现形？
当一名维护正义的公仆惨遭杀害，而制度只能交出六人定罪的敷衍答案，我们如何相信，这个国家还在捍卫真相？
2017年，牧师许景城（Raymond Koh）在八打灵再也街头遭蒙面人包围劫持。事后，大马人权委员会明确指出，此案为国家机关涉及的强迫失踪。即便如此，至今无人被提控。警方既未追查执行者，也未说明指令来自何处。
今年4月，拿汀斯里林芫（Pamela Ling Yueh）失踪前，正准备前往反贪会录供。家属指她被多辆车拦截带走，警方至今没有破案。一个在政商圈活跃的公众人物，就此人间蒸发。
这不禁令人质疑，倘若她不是一名拿汀斯里，而只是一名普通公民，是否连消失都不值得国家动员资源搜寻？当“被失踪”成为一种系统化的消音手段，我们还能指望什么样的问责？
当一个国家可以让公民在光天化日下凭空消失，而涉案者不需付出任何司法代价，我们要如何对国家存有希望？
对死亡与失踪选择沉默，其沉默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对一个家庭的伤害。这些年，一再重演的不只是迫害的案件，而是制度的退却；不是偶然，不是孤例，而是系统性沉默的产物。是的，国家检控与司法机构在面对自己可能的错误与责任时，总倾向于选择噤声、拖延、淡化，乃至彻底遗忘。
更令人忧心的是，这些案件暴露出结构性的问题。这当中包括了独立调查机制长期缺席，检控权力集中于总检察署，司法缺乏有效的行政屏障，国家机关不受问责，使得真相永远停留在猜测阶段，而正义则姗姗来迟。
当司法制度不能面对自身的缺陷，当问责机制一再失效，国家不再是正义的守护者，而成为了冷漠的共谋者。人民之所以痛心，是因为那些案件本可以避免，却因制度的不作为而变得无可挽回。当然，正义不能永远缺席，而国家不能总是选择站在真相的对立面。
赵明福之死，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他和凯文莫莱斯、林芫、许景城都是大马独立调查机制失灵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