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届东盟峰会是一个重要的平台，有必要在此打破旧有桎梏，为东盟开辟新的未来，以避免其进一步滑向无关紧要和“跛脚鸭”深渊。
东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边缘化风险。长期以来，东盟过于自满，依赖软性外交与对话、外部大国的克制以及自身所奉行的中立与战略对冲作为冲突威慑的主要手段。然而在当前现实的威胁与冲突格局中，这些手段已迅速过时。
东盟一贯依赖的对话与外交模式，未能有效承担防御前线的作用，也未能实质降低地区紧张与不稳定。
几十年来，东盟始终不愿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唯恐遭致经济报复而拖累成员国经济。然而，未来的经济趋势与格局将显示中国自身经济正面临衰退，其已无法继续作为东盟的经济庇护所。这种经济控制力将不再构成东盟继续畏惧激怒北京、以维持自身经济利益与生存的终极考。
所有以往的外交冲突预防机制，包括《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东南亚无核区条约》（SEANWFZ）和《印太展望》（AOIP），最终都将失效。缺乏实际的联盟或威慑机制的东盟，将把这一弱点轻易暴露在外。
尽管东盟努力推行上述机制，冲突风险却不断上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东盟自创的“冲突预防神话”失败，并错误地以为缺乏强力武装威慑将降低安全困境与对抗的需要。
但这一逻辑已被现实打破。在中西竞争加剧之前，东盟内部成员间的安全猜疑就已引发军备竞赛与安全困境的升级。
相比之下，欧洲通过北约所获得的安全保证使其远胜东盟。东盟在缺乏有效物理性防御和安全联盟的背景下，只会招致更高的力量集中率。但东盟仍有选择——那就是选择一个在全球秩序中以规则与法治为基础、拥有实践领导力和稳定性的力量阵营。
东盟未来不应仅系于中国
到2050年，在中国、美国与东盟三者之间，只有美国将成为唯一在劳动力、创新与军力方面具备年轻人口红利的国家，并继续保持技术与经济体量的主导地位。中国将“未富先老”，而东盟则将在2050年前达到人口红利与购买力的峰值。
东盟将继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依赖外向型经济，无内需市场与购买力支撑。
中国亦然，其高储蓄率与对出口的依赖、低内需消费，将使得中国与东盟仍须依赖美国作为主要经济体长达未来二至三十年。金砖国家、全球南方或其他替代性架构难以匹敌美国在经济规模、创新力与全球金融架构方面的优势。
尽管东盟正通过“朋友外包”政策努力加强与金砖、海湾国家及全球南方的联系，并在战略对冲中依赖中国，但这种做法只是建立在对当前与未来现实的误判之上的空想主义。在权力均势的未来走势中，主导权仍将归于美国。
东盟若无自卫能力，终将继续依赖美国的安全伞。在这种前提下，东盟不可能继续以幻想的“中心地位”与“非结盟”模式自欺，想同时从中美两边获益。
中国作为地理上的最强邻国，成为迫使东盟维持战略中立与对冲模式的关键因素。东盟惧怕来自北京的长期报复，担心影响区域安全与经济生存。
东盟也质疑美国在地理上遥远，以及其意愿与能力是否足以在转向美国阵营后填补空白，无论在经济或安全方面。
因此，东盟延续这种模式，期望中国保持克制，并主张“低调对话先行”的外交路径以制止冲突。然而，以菲律宾前总统杜特蒂特为例，尽管其一再向北京示好，中国在南海的强硬姿态却未曾软化。
这表明，这一过时模式已不再奏效。而中国因面临“相对实力时限”压力，只会使东盟进一步暴露于直接或间接的冲突风险中。
即使东盟保持严格中立，仍将不可避免被卷入新冲突之中。届时若缺乏决心与备选方案，只会沦为“坐以待毙”的目标。各成员国甚至将自行其是，脱离东盟机制以维护本国生存，因为届时东盟已无法提供区域安全庇护伞。
美国仍保有无可匹敌实力
美国是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守护者，也是支撑全球经济增长、贸易安全与东盟安全保障的基石，自二战以来已持续七十多年。东盟诞生之初本就源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现今更应有原则与勇气捍卫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而非继续依赖模糊的战略对冲与AOIP（印太展望）计划。毕竟这些旧模式从未能有效威慑南海侵略，反而导致外部势力的更大介入与强势扩张。
从所有实力指标来看，美国在军力与经济影响力方面仍无敌手。东盟今日的抉择在于，要么继续依赖经济疲弱、人口老化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中国，要么选择拥有市场、科技与安全保障的美国。
美工人平均生产力约为中国工人的七倍。
中国的经济效能被其内部低效严重拖累——约三分之一的工业产能遭浪费，总要素生产率（TFP）已出现负增长，意味著投入产出比逐年下滑。
一旦剔除浪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被高估，其有效经济实力远小于表面，而美国每单位GDP所产生的实际效益远超中国。
在“净实力”指标上，美国对中国保持优势。
要缩小美中军事资本总量的差距，北京必须数十年内大幅超出美国国防预算才可勉强追赶。
此外，中国军费的至少35%用于国内维稳、公安、武警与国土安全，远高于美国。
美国的制度优势——如经济自由、法治稳定——可将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实力，而中国制度尚难复制此成效。
更有甚者，北京还需承担诸多“隐性负担”，如政治压制、言论审查、民族地区动荡与高债务等。
从本质上讲，中国必须拚命奔跑，仅为维持稳定。其大部分财富需用以维持秩序与控制14亿人口的基本需要，这使资源转换为实力的效率大打折扣。
过去200年大国博弈历史表明，净优势强大的国家最终胜出；反之，增长但缺乏效率者最终衰败。正因如此，美国在20世纪超越群雄，而大英帝国的霸权地位衰落。
这解释了为何“美国时代终结论”站不住脚。没有任何对手同时拥有规模与效率来超越美国。
如学者Michael Buckley与Hal Brands所述，霸权战争往往并非源于“崛起中的强权”，而是来自“已达到巅峰却惧怕衰退的国家”。以修昔底德陷阱为例，雅典并非崛起者，而是“惧退之峰值国”，因恐惧而选择战争。
今日中国正处于类似状态——大多数指标显示中国正接近相对实力的顶点，且可能因惧怕未来下滑而采取更具攻击性的行动以实现2049年“百年目标”。
东盟陷入危险与边缘化深渊
东盟可以继续顽固不化，继续拒绝承认新的权力格局现实，但一旦面对一个衰退中的中国与稳定的美国所带来的高风险局势，届时东盟将既失去对中国的经济期望，又无法获得西方的安全支持。
台海风险与南海热点的不断升级，使当前东盟峰会成为极佳平台，推动四方安全对话（Quad）与“印太小北约”（Squad）的扩展计划，并推动与美国为首的新防务联盟机制，整合AUKUS（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能力，创建“第二战线”的防务协同，扩大Quad的功能与火力，并配合日本的OSA与RAA、印度的“东向政策”。
东盟必须主动预见自身未来安全与经济困境。即使东盟在未来有人口红利与经济潜力，但仍难达到如欧盟般的经济整合与成熟程度，也无法在全球扮演足以抗衡中美的经济角色。
因此东盟应果断摒弃过去五十年来陷入中立主义迷思的战略路径，抓住窗口期重塑与美国的防务与经济联盟，走出衰退陷阱。
东盟若继续倾向中国、缺乏战略资源的回报、未有勇气强硬应对北京，将面临美国防务与关注的进一步抽离。东盟若不改变“想两头好”的旧思维，将被华盛顿视为“无可救药”。
在特朗普政府下，美国将有更大动力疏远该区域，这将对东盟造成巨大灾难，也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的支配力。
马来西亚及整个地区将面临美方削减军力与外交存在的风险。特朗普政府的现实主义立场已看出，东盟对美国的经济、安全、技术利益回报极低，却同时大力发展对华依赖与“反美”替代体系。
东盟是时候大胆变革
东盟必须立刻调整路径，确保其生存与美国在本地区的持续存在。要实现此目标，东盟必须展现智慧，为华盛顿提供具实质性的利益回报机制，在资源开发、关键技术领域展开合作，全力支持华府捍卫规则秩序，理解特朗普所追求的互惠战略。
若东盟在特朗普未来四年任期内继续错误地边缘美国、偏向中国，将错失区域构建防务与经济护盾的关键机会。待2029年新一轮权力交接时，东盟可能已深陷动荡泥潭，而美国的支持亦无法保证。即使个别成员与其他大国建立的防务关系，也难为全体东盟提供全面安全屏障。
如马尼拉与新加坡或许能因与美关系得到庇护，但其他国家则难以获得同等待遇，尤其是在特朗普治下。
简言之，现在正是东盟重启与特朗普政府关系、争取美国防务与经济绑定的最佳时机，以应对中国潜在经济衰退与热战风险的上升，同时摆脱中国中心化的陷阱。
东盟拥有选择权：要么立刻向美国靠拢，建立新安全联盟；要么眼睁睁看著自己陷入更深的经济停滞、安全脆弱与战略边缘化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