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改变的先驱

旧的政治生态系统已经无法维持下去。2015年7月28日,纳吉将时任副首相慕尤丁革除,导致巫统内部出现重大分裂;而伊党内部的分裂则导致该党的开明派出走成立国家诚信党;民联继而重组为希望联盟。然而,即便希望联盟在2018年创造历史完成了政党轮替,国内的政治真空仍未被填补。时至今日,这种真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

综上所述,2020年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分水岭。2月杪推翻希盟政府的喜来登政变背后的盘算,是想通过排除民主行动党和将非马来人描绘成敌人,来组建统一的大马来人政府。

然而,这个因为殊死孤注一掷和政治嫉妒的夺权行动在喜来登政变后立即遭到质疑,巫统和土团党之间的竞争迅速加剧。对社会精英和小市民之间的双重标准(dua darjat)歧视屡见不鲜,当社会精英可以在无视新冠疫情的防疫条例后全身而退,而小市民却因为更同样或更轻微的过失而受到惩罚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显然成为比政治宣传所号称的马来人或非马来人的区别更为分裂马来西亚人。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人民可以强烈感受到各种阶级不平等的现象普遍存在,例如“举白旗自救”的民间运动引起人们对社会上最贫困的弱势群体的关注。这数量庞大的群体为“受教育的草根阶级”(educated underclass),他们既是我们社会的定时炸弹,也有潜能带来进步与变革。举例而言,我国68%的PTPTN(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借贷人——即受过大学和大专教育的成年人——即使已经工作超过十载,每月的收入仍低于4,000令吉。

马来西亚在2020年和2021年的政治重组尚未化为稳定和运转良好的新政治秩序。人口高度城市化;女性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却在政治领域的代表性不足;人民通过网络保持紧密的互通与联系;随著投票年龄降低和自动选民登记的实施而大量涌入的年轻新选民;我认为这些因素将促成马来西亚迈入另一个“政治秩序”。虽然巫统霸权的消亡带来许多不确定性,但它已为奉行多元民族与中间立场的新契约提供了空间,新契约必须涵盖社会和经济正义的新思想。我希望这套政治新秩序可被视为马来西亚版的“新政”(New Deal)。

虽然2021年的各种事件反映了马来西亚政治长期以来的复杂性,但也同时证明了国家对新秩序的迫切需求。首相慕尤丁实施的紧急状态不仅没能遏止疫情的大肆传播,更令其政府名誉扫地;他的继任者依斯迈沙比里与希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却也无法解决巫统党内政治冲突,都指向政治精英有责任回应公众的需求并寻找、制定新的平衡以建立有效的改革型政府。我们需要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新因素;在新冠疫情引发的公卫危机和严重的经济危机下,这些需求才是真正的当务之急。

首先,是新的马来西亚认同:

如果不解决身份认同的政治问题,任何新的社会契约都不可能长久存在。过去数十年的经验与教训证明了这点。马来西亚人在文化上的差异应该被视为我国的珍贵资产而非包袱。

处理族群认同不能要求任何个人放弃文化认同,而是要赋予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认同更广泛和更包容的意义与目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的是基于公民权益的新马来西亚认同。

第二点是建设民主制度:

自2008年大选以来,国人对巫统-国阵的支持度一直在下降,而对其替代政党联盟的支持则持续增加。如今的新常态是,不再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国人必须意识到,实力相近的政党之间建立更有效的联盟,以及加强改革后的国会才能为马来西亚带来更好的治理。

国家元首在2021年8月18日发表的声明精准地诠释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赢者不全赢,输家不全输(yang menang tidak menang semua manakala yang kalah pula tidak kalah semua)。

马来西亚的联邦制一直过于倾向于联邦政府。正如学者哈钦森
(Francis Hutchinson)所说,“马来西亚的联邦制是不健康的制度。”将更多的权力和资源下放给州政府,尤其是沙巴和砂拉越两邦,是建立新的稳定政体的必要动力。

第三是经济平等:

马来西亚需要建立一个提升薪资、提升质量、提升技术和提升生产力的良性循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至公平和充满活力的增长。过去,石油开采的收入允许马来西亚政府在无需向普通小市民征税的情况下,浪费挥霍,但这种现象无法永远持续下去。但与其关注税收,不如著重于如何让马来西亚人民的平均收入由底部巨大的金字塔形社会,转变为一个更像菱形、拥有更多中产阶级的社会。

如果无法解决使“受教育的草根阶级”感到边缘化的结构性失衡,肯定会引发某种形式的反抗。因此,打造出对“受教育的草根阶级”更公平的经济模式,尤其是通过提高工资和将更人民提升到中等收入阶级,对于任何稳定的体系的发展都是必要的。

经济发展和衰退、民主觉醒及相关运动、身份政治的兴衰——这些都是左右马来西亚政治的关键因素。解释马来西亚历史上先后数次的转变不仅是学术工作,也表明推动历史的动力更像是一个钟摆而不是一部飞驰的火车,而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会随著时间而改变。

这帮助我们更有勇气去想像任何可能会出现在2020年代的积极变化与正面发展。

新的政治秩序将会出现,而了解这变化将有助于让最好新政治秩序顺利诞生。


本文曾刊登于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网站https://www.iseas.edu.sg/articles-commentaries/iseas-perspective/2022-2-malaysia-on-the-cusp-of-a-new-political-order-by-liew-chin-tong/,此文为中译。

刘镇东

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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