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如同政治，是需要相互监督的。如果只是一言堂，那学术研究是很难有长进的。对话，是需要的，除了刺激及扩展自己的思维，更可以发现自己错误之所在。
数年前，在一个研讨会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修改后投到学术期刊。论文在期刊刊登年余，没有得到相关的对话，我就渐渐遗忘了。直到今天下午，院系会议结束后，黄文斌博士和我讨论，我论文中让他不解之处。回到住处，我重新阅读，并看回原始材料，发现我错了！他的质疑是正确的！
发现自己的错误是难堪的，却又是必然要去面对和澄清的。在拙作〈霹雳州近打县百年观音庙及当代观音信仰〉中，我错置了几个年代：一、金宝古庙最早的铭刻并非光绪15年，而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雾边古庙最早的铭刻，是光绪十五年仲春（1889年），而非论文中所写的光绪十八年（1892年）。
黄文斌博士也在处理金宝古庙的铭刻，但没有在庙中发现我文中所提的光绪十五年的文物，故提出问题。感谢他的用心阅读，让我发现了自己的错误。
庙宇的铭刻和义山碑铭，是研究大马华人历史重要的一手史料，这些资料可信度高，因为，套一句中国北京宋燕鹏副教授的话：人们一般上不会对神明和祖先撒谎。
二战，使很多华人组织，尤其是会馆和商会等的资料损毁。唯独，庙宇由的各种铭刻保存了下来，义山的碑铭也没有在二战中遭到大肆地破坏，所以成了研究华人史的重要史料，也是我们生根于此的象征。保护义山，就是保护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根；同样的，庙宇的各种铭刻和文物，也应当得到同等的关注。
大部分的马来西亚华人，祖先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抵达这片土地，因此，义山和庙宇，保留了我们祖先移民的记录。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要争取发言权，就要研究。
当然，研究有时也会出错的，所以需要对话。对话，是学术最珍贵的部分之一。
当年还在念硕士时，参加了某个宗教的宣教大会。在宣教大会上，宣教者在介绍自己的宗教是如何的好的同时，不忘对其他宗教进行错误的抨判。宣教大会结束后，完全不开放问答环结，就只是询问与会者是否愿意改教。
在那宣教大会上，我立志以学术研究为志愿，因为，在学术，对话是必须的，成果是要接受检验的，错误是要被纠正的。
错置文物和年代的难堪，今后必然以战战兢兢的态度，去整理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