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砂拉越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的新闻，我的心情很复杂。机上除了机师，还有4名医护人员。他们原本乘坐直升机，前往偏远地区执行医疗任务，把医疗服务带给交通不便的社区。一次原本为了“救人”的飞行，最后却成为夺走5条生命的悲剧。
5名罹难者包括30岁的机师、33岁的医生、31岁的医护助理，以及两名护士。他们原本都是准备去帮助别人的人。可是事故发生以后，他们的身份不再能够简单地由制服、姓名牌或者工作证来证明。他们成为法医和灾难遗体辨认（Disaster Victim Identification，DVI）团队必须面对的5具遗体。
很多人以为，确认死者身份只需要“看脸”。事实上，在严重航空事故中，猛烈撞击和高温火灾可能使遗体严重烧毁、肢体分离，甚至面容完全无法辨认。这个时候，遗体身份辨认将会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空难发生后，DVI团队首先需要对现场及遗体进行系统记录。每一具遗体或遗体部分都必须编号、摄影、记录发现位置，并尽可能保持证据的完整性。法医随后检查遗体，寻找创伤、骨折、烧伤以及其他特殊特征，同时评估身体损毁程度。
如果遗体情况允许，指纹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身份依据；牙齿同样具有价值，因为一个人的牙齿排列、补牙、拔牙、牙冠及其他治疗记录，都可能成为独特的身份资料。若遗体严重烧毁，DNA鉴定往往成为关键。
DNA的作用，并不是简单告诉我们“谁死了”，而是科学地证明“这一具遗体是谁”。法医会从遗体中取得合适的检材，再与死者生前留下的DNA资料，或者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亲属的参考样本进行比对。只有达到科学鉴定要求，身份才能正式确认。
这一次事故中，家属也提供了DNA参考样本，连同遗体的DNA 样本送往马来西亚化学局进行分析。经过比对后，5名死者的DNA身份最终获得确认，遗体随后交还家属。
但法医的工作并不只是确认“谁”。我们还必须尽可能还原死亡的真相。
重建一个人的最后经历
面对严重烧毁的遗体，不能简单地看到尸体焦黑，就认为死因是烧伤。航空事故可能同时造成严重撞击伤、头部创伤、胸腹部损伤及骨折，随后又发生火灾。因此，尸检必须仔细检查创伤的性质、分布及严重程度，并在需要时进行组织学、毒物学等辅助检查。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死者在火灾发生时是否仍然存活？
如果人在火灾发生时仍有生命活动，吸入烟雾及高温气体可能在呼吸道留下相应证据，某些实验室检查也能够协助判断生前烧伤。不过，严重空难的遗体有时受到极大破坏，法医不能依靠单一发现作出结论，必须结合尸检、现场调查及实验室结果综合判断。
这就是航空事故法医工作的困难之处。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具已经严重损毁的身体，却必须从剩馀的证据中，尽可能重建一个人的最后经历。
同时，DVI工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尽可能缩短身份确认的时间。
因为对调查人员而言，身份确认意味著案件可以进入下一阶段；但对家属而言，身份确认代表他们终于知道，等待自己回家的到底是谁。
确认身份
因此，DVI并不是单纯追求“快”，而是在准确和完整保存证据的前提下，让每一个环节尽可能顺畅。现场搜寻、遗体编号、摄影记录、个人物品整理、法医检查、DNA取样、家属参考样本、实验室分析及最终身份比对，都必须准确衔接。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错误，都可能影响后面的结果。
法医也必须明白，我们手上的每一份检材、每一张照片、每一个编号，背后其实都是一个家庭正在等待的答案。新闻里可能只有一句“五人罹难”，但对他们的家属来说，那不是“五具遗体”。那是自己的亲人。他们曾经是医生、护士、医护助理和机师。他们原本飞往偏远地区，是为了照顾别人。最后，他们却成为等待其他人帮助他们回家的5个人。
身为法医，我一直认为，死亡以后，我们的工作不只是寻找死因。我们也必须让一个已经无法说话的人，重新拥有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临床医生是在生命还存在的时候寻找疾病、挽救生命；法医则是在生命结束以后，替无法说话的人寻找答案。医生努力让一个人活下来。法医则努力让一个已经离开的人，把最后一句话说完。所以，这场事故留给我们的，不应该只有“直升机坠毁”这几个字。
我们更应该记住，那5个人原本是为了帮助别人，才踏上那趟飞行。他们没有抵达目的地。但透过法医、DVI、DNA以及各个专业团队的合作，我们至少能够让他们的身份得到确认，让他们有尊严地回到家属身边，完成生命最后的告别。因为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死亡以后最需要的，有时候不是更多的解释。只是一个确定的答案。他是谁？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确认身份、寻找死因，并让遗体尽早回到家属手中，就是我们能够给予逝者最后的尊重。
本文观点，不代表《东方日报》立场。
目前任职双溪毛糯医院法医，解剖超过1000具遗体，坚信凡走过必留下痕迹，透过检验遗体，找出死亡原因和死亡方式，让真相一步步被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