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总和生育率已从1990年的3.31降至2024年的2.25，越来越多国家跌破2.1的人口替代水平，约24个国家和地区更进入低于1.4的“超低生育率”阶段，韩国、中国、意大利及西班牙皆在其中。
当出生人口持续减少，少子化影响的就不只是劳动力与经济增长，也开始冲击医疗体系，儿科及产科首当其冲。
这其实不难理解。出生人数下降，新生儿及儿童患者的基数随之收缩，儿科门诊、住院及相关服务的潜在需求自然减少。生产人数下降，则直接压缩产科服务量。
我们先看日本。日本出生人数从2016年起跌破100万，2022年跌破80万，2024年更降至约72万人，创新低纪录。随著生产人数长期减少，日本提供分娩服务的医疗机构也持续缩减，产科诊所尤其明显。
韩国的情况则更加直接。研究显示，韩国2019年共有2229家儿科诊所，随后364家关闭，占约16.3%。在关闭诊所的儿科医生中，35.4%转往与儿科无关的医疗领域。
与此同时，提供产科服务的医疗机构从2003年的1371家减少至2019年的541家，减幅约60.5%，其中产科诊所更减少73.8%。虽然疫情等因素也影响医疗机构经营，但长期低出生率所造成的患者基础收缩，无疑进一步削弱了儿科及产科的经营空间。
德国同样出现产科服务收缩。2014年至2019年，提供产科服务的医院由747家减少至662家。研究发现，医院年度生产量越低，产科部门关闭的可能性越高。
不过，少子化并不意味著妇产科所有需求都会同步下降。女性生育年龄不断推迟，意味著虽然出生人数减少，但高龄及高风险妊娠的比重可能提高，诸如不孕症治疗、辅助生殖、产前筛查及高危妊娠管理等专业服务的重要性也将上升。
换句话说，未来妇产科面对的不是单纯的需求消失，而是服务结构的改变，既从大量、相对标准化的生产服务，逐渐转向数量较少但专业程度及医疗复杂度更高的服务。
马来西亚也已经进入类似趋势。根据统计局数据，我国活产数量从2015年的521,136人下降至2024年的414,918人，10年减少约20.4%；粗出生率从每千人16.7人降至12.2人，2024年总和生育率更降至1.6。
2026年第一季度出生人数为94,807人，比2025年同期再减少3.1%。与此同时，0至14岁人口占比在2026年降至21.2%，65岁及以上人口则升至8.4%。儿童人口减少与老龄人口增加，意味著我国医疗需求结构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对于需要维持医护团队、设备及全天候服务的私立医院而言，儿科与产科科室的经营压力将难免加剧。部分私人医院目前甚至出现增加儿科及妇产科夜间门诊，以提高服务量及应对收入考核压力的情况。由此可见，少子化已经从人口统计数字，逐渐转化为医疗机构必须面对的经营现实。
这场人口转变也值得医学生、实习医生及尚未选择专科的年轻医生认真思考。过去选择专科，往往考虑个人兴趣、收入、工作性质及培训机会。
在人口结构快速变化的时代，或许应该增加一个变量：未来20年，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医疗服务？ 从医学教育到专科训练，再进入职业成熟期需要多年时间，今天看似庞大的医疗市场，未必就是未来的需求结构。
当然，这并不是说年轻医生应该避开儿科或妇产科，而是职业规划不能只看眼前的收入与就业机会，也应该把人口趋势纳入长期判断。
少子化改变的，不只是人口金字塔，也在重新定义医院的病人结构、医疗机构的区域布局，以及医生的职业选择。
许多国家已经展示了人口减少如何逐步影响儿科与产科的医疗供给，马来西亚如今也正在走上类似道路。
与其等到部分专科出现服务需求不足、机构经营承压及人才配置失衡后才被迫调整，不如提前根据人口结构重新规划医疗资源，在保障必要妇幼医疗服务的同时，逐步加强老年医学、慢性疾病、癌症、康复及长期照护等领域，提前为医疗需求的结构性转变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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