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吉隆坡独立广场举办世界杯决赛直播狂欢，吸引约2万5000名球迷齐聚，一同见证冠军诞生。现场气氛热烈，充分展现了马来西亚人民对足球的热情。然而，狂欢散场后，留给城市的却不是美好的回忆，而是遍地垃圾、堆积如山的塑料瓶、纸杯与食物包装，让一场国际级活动留下了不文明的句点。
有人说，这是清洁工不足；也有人认为垃圾桶不够。但作为长期在地方政府前线服务的市议员，我认为，这反映的其实是部分民众公共意识的缺失。
巡视选区早已是我的日常工作。许多人以为市议员每天面对的是路洞、沟渠阻塞或路灯失灵等基建问题，但事实上，最令地方政府头痛、也最考验治理能力的，往往是非法垃圾问题。
更讽刺的是，我发现最严重的非法垃圾黑区，并不是偏僻荒地，而是那些明明竖立著“禁止乱丢垃圾”“违者罚款2000令吉”告示牌的正下方。换句话说，告示牌越醒目，垃圾反而堆得越高。
独立广场狂欢后的垃圾山，与社区告示牌下的垃圾山，看似发生在不同场景，却反映著同一个问题——部分民众缺乏公共责任感。
我们从小接受道德教育，知道垃圾该丢进垃圾桶，也明白乱丢垃圾会堵塞沟渠、滋生蚊虫，甚至引发水灾。然而，仍有人抱著“反正会有人收拾”的心态，把公共环境视为别人负责的地方。
不过，若把问题完全归咎于道德，就永远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从地方政府的执法经验来看，许多非法倾倒垃圾行为，其实都是经过成本计算后的选择。违法者知道执法人手有限，不可能全天候驻守每一个黑区；他们也知道，与其花钱聘请合法承包商处理废料，不如偷偷倾倒，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当违法成本趋近于零，道德约束自然就失去了作用。
更现实的是，每一次清理非法垃圾，都必须动用罗里、神手及大量人力，而这些费用最终都来自纳税人的钱。少数人的自私，却要全民共同承担，不仅浪费公共资源，也挤压了改善道路、公园和排水系统等民生建设的预算。
因此，我们不能再寄望多竖几块告示牌，也不能期待违规者突然良心发现，而必须回到制度与执法。
地方政府应加强黑区突击执法与埋伏行动，建立更完善的举报机制，鼓励居民提供闭路电视画面，让社区成为执法的延伸，提高违法者被查获的风险。对于非法倾倒建筑废料的承包商，更应采取充公作案车辆及设备等严厉措施，从源头切断违法作业能力，而不是仅仅罚款了事。
一个文明社会，需要公民意识作为基础，但更需要制度守住底线。独立广场狂欢后的垃圾山提醒我们，道德教育固然重要，却叫不醒装睡的人；唯有严格执法、提高违法成本，才能真正改变社会行为，还给我们的城市应有的文明与干净。
本文观点，不代表《东方日报》立场。
民主行动党雪邦市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