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偌大红色苏联被其高层为了自身利益集体杀死而轰然倒塌时，法兰西斯·福山发布《历史的终结》一书，认为西方国家“自由民主制”的到来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
但随著西方那套伪“自由民主制”呈现普遍的衰退，如今福山已经做出了重大修订，其思考的重心已从胜利宣言转向如何避免“自由民主制”衰败和进行自我修正的深刻关切，并坦言“中国模式”的兴起可能对原有结论构成挑战。
那“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
作为一个华人，如果你对中国历史认识仅限于政治和军事斗争，你很容易被西方叙事忽悠。但你若有认识到中国政道演变，就会察觉西方那套政治体制其实是中国扔掉的历史垃圾。
政治本质是孙中山说的“治理众人之事”。民主好坏反应在结果，而不是过程的一小部分（选举）。世界杯赛事般热闹的选举，你支持的队伍赢了冠军，他也不会分奖金给你，也不会让你生活变得更好。
而决定治理好不好，关键还是要看官员怎么产生的。
先秦至秦：从世袭到军功
中国先秦的夏商周是基于血缘的“世卿世禄制”，核心在于“血缘”与“宗法”。官职和爵位由贵族世袭，国家权力被贵族垄断。
但到了春秋战国，战争压力带来了“军功爵制”，各国变法催生了新兴的“客卿”、“食客”阶层。其中秦国在商鞅变法后，没有军功的贵族一律废除名位，而普通民众只要战场上杀人够多，也可以授予爵位，这使得血缘纽带开始松动。
汉代至魏晋：察举与门阀
随著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就顺应时代转为“察举征辟制”，也就是通俗说的“举孝廉”。
“察举制”作为核心，由地方长官考察孝廉等人才并向中央推荐，拓宽了布衣入仕之路，但后期逐渐被世家大族垄断，出现“举秀才，不知书”的弊病。而“征辟制”作为补充，由中央和高级官员直接聘用人才。
到了魏晋南北朝，曹丕为纠正察举制弊端并争取世家支持，“九品中正制”应运而生。设专职“中正官”品评人才，定出九个等级授官。但其核心标准迅速滑向“门第”，最终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阶层更加固化。
隋唐至明清：科举时代
为加强皇权、打破门阀垄断，隋唐开启了科举制。但还是无法完全摆脱世家大族的控制，一直到“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黄巢将中原世家大族屠尽，至宋朝科举才完善起来，真正实现了向社会中下层的开放，其社会流动效果空前，庶族得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因为清朝实行愚民政策，使得科举形式日益僵化，严重束缚了思想，难以选拔经世致用之才。最终在1905年正式废止。
不过有一点要明白，这不是科举的问题，而是考试内容的问题。现在中国官员遴选乃至高考，其核心精神仍然是科举。
纵观数千年演变，中国选官制度从讲究“血缘门第”向“学识才能”、从“主观推荐”向“客观考试”，这在世界是独一份存在。
西方还在搞世袭罔替
从中国官员遴选制度的发展脉络再对比西方，就明白它们处于何种水平了！
西方长期处于类似中国先秦的封建制度，后一定程度走向中央集权，但其议会制度的底层逻辑还是封建，依地方政治门阀和产业资本“封邦建国”。
其国家最高权力仍是各种世袭政经门阀把持。例如，在当前美国50位州长中，没有一位严格意义上是“毫无政治和金钱背景”、完全出身底层的州长。他们要么是富N代、政N代或本属于政经门阀的幕僚。
愚民的快乐教育和高成本教育，使得普通家庭难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跨越。
政治分赃非服务人民
西方早期因“政党分赃制”混乱、“官位恩赐制”腐败以及工业革命后的社会经济复杂化，对政府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旧体制已无法适应。所以参考中国科举方法（公开考试），于1870年确立公开考试制度，其“政治中立”传统保证公务员（事务官）服务历届政府，确保国家运行稳定。后来德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也相继模仿。
而不需要公开竞争性考试选拔、政治任命的官员称为“政务官”。早期还没有多少问题，也还算“专业”。
但是，政治任命本就有相当大的政治分赃和官位恩赐性质，加上经济基础改变社会基层（如美国去工业化造就红脖子Redneck）、选举政治和网络化更加快催生权力格局的改变。
现代政务官的选拔逻辑已经从过去注重经验履历的“精英选择”，演变为一场迎合大众情绪的“全民海选”，后者更容易催生“表演型政客”并加剧民粹，这让许多有能力的务实人才很难上位。而选举很花钱，需要资本家提供政治献金，清廉自守的人也因此不可能选上去。
任人唯亲脱离群众
西方当选的总统或总理或首相，都具备了“小圈子内”任免（虽然有制衡流程）成百上千个政务官的政治分赃权力。这制度使得胜选后分配职位给支持者，甚至出现缺乏治理经验者或商业伙伴乃至自家亲人被任命的现象。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些人都不曾在基层工作过，对现实人民生活认识往往有缺陷，外行领导内行，不学无术。我们从近年来中美争端中，美国出台的很多脱离现实的对华政策就能看出来这些政客的低水平。
现在，你仔细想想西方的政务官，其遴选对比中国是处于历史哪一个阶段？
这不就是“九品中正制”和“举孝廉”吗？是中国经过历史验证，早就扔进垃圾桶超过1000年的垃圾！
这种制度下的官员都是三流人才，都是政治和资本门阀出身，其治国水平可想而知。
分权制衡本质是甩锅
若你要为西方官员遴选制度找补，说它实行分权制衡可以防止独裁与权力滥用，保护公民自由与权利和提高决策慎重性等……很可惜，以上你认为的好处在现实中不堪一击，尤其当选举政治发展到社会撕裂、民粹汎滥的时候。
政治上分权制衡这东西，中国在明朝时就玩过了！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建立“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的格局，将权力分散在六部、五军都督府、都察院，并由六科给事中进行独立监察。
中后期仁宣至明末，还形成内阁的票拟权（提出处理意见）与司礼监的批红权（最终决议），使得内阁无法肆意妄为。
分权制衡初衷是好，但带来的却是行政效率低下，各部互相扯皮，九龙治水等问题。
如今美国消防员的“考古式”救灾，只能救救小猫赞叹生命奇迹外，不敢卖命于实际救灾毫无作用。不就是当年911恐袭时，官员诓骗消防员进入现场救灾，造成肺部受有害物质侵入落下病根，各部又相互扯皮推诿造成的吗？
正确的做法其实不是分权制衡，而是赋予官员相当权力，但却同时加强监督。一味分权制衡只会促成治国丧失积极性的甩锅。
“民主”后台湾日渐沉沦
台湾曾经一度“钱淹脚目”，若要说它何时开始走衰，就是学了“西式程序民主”（选举），背弃了“三民主义”的“实质民主”后。
台湾以前有一群实干和清廉的政治家如孙运璿、李国鼎等。这些都是真正精英，现在都只是一群只会政治表演的魑魅魍魉无耻政客、腐败被洗白、异己被查水表等，法西斯肃杀氛围令很多台湾人不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却还说自己有民主自由。
台湾搞所谓伪“民主”化后，立法院打架笔者从小看到大、造谣、抹黑等现象变多，政客网红化、民粹化、媒体低俗化、政治对立加剧、没有问责制、中华政道的禁忌——家族政治普遍横行、官僚体系远不如两蒋时代稳定。
台湾经济生产总值（GDP）名义上比1990年代大，但人民活得比过去更艰难、青年薪资长期停滞、生存压力上升、房价暴涨、工作稳定性下降、贫富差距扩大。除了半导体等产业外，其馀传统产业都在衰退，越来越像“香蕉共和国”。
世代冲突加剧、社会撕裂、政治立场渗透家庭、人际关系、国族认同分裂；网络文化加剧极端化与互骂，使得很多人怀念过去“社会较安定、较有人情味”的蒋经国时代。
1990年代后，台湾大量增设大学，从“精英教育”转向“普及高教”，结果是“教育品质下降”、技职教育弱化。部分人批评教育“去中国化”、新生代没了中化文化的礼义廉耻，井蛙、黑熊、青鸟这些飞禽走兽横行无忌。
究其实，台湾经历了50年日本殖民统治，国共内战退守台湾的又大多数是反动派、买办或包衣，精神被殖民的台湾缺钙很普遍，根本不信、也很难维持中华政道，最后盲目走向西方那套形式“民主”的历史倒退之路，活得一天比一天差，为蓝绿政客议程把弄，还以为自己有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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