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论哪个政府执政，似乎都越来越喜好临时宣布所谓的“马国明假期”。近十年来，临时特假似乎已成为一种政治惯例，尤其是在安华政府时期，除了2024年外，几乎每年都会出现额外宣布的全国特别公共假期。
安华政府迄今宣布的特假包括：
1.2026年3月：宣布在该月的开斋节期间增加一天额外公共假期；
2.2025年7月：为配合9月16日马来西亚日，宣布9月15日为全国特别公共假期；
3.2023年4月：为配合开斋节，在4月19日增加一天全国公假；
4.2022年11月：安华在出任首相后，宣布11月28日为全国特别公共假期。
回顾历任首相的做法，除了纳吉在任期间曾因国家级体育成就而宣布假期，例如2010年马来西亚国家足球队首次夺得东南亚足球锦标赛冠军后，宣布12月31日为公共假期；以及2017年大马在东运会成为总冠军后宣布特别假期外，大多数临时公共假期其实都与选举安排或政治考量密切相关。
例如：
1.依斯迈沙比里政府：宣布2022年11月18日与19日为特别公共假期，以方便选民返乡投票；
2.马哈迪政府：希望联盟赢得2018年大选后，宣布5月10日与11日为特假；
3.纳吉政府：将2018年5月9日投票日列为公假。
在州政府层面，临时新增的特假则多与开斋节或其他族群传统节日挂钩。例如，吉兰丹、登嘉楼与柔佛（2022年5月）、柔佛（2024年4月），以及吉兰丹与吉打（2025年3月），都曾因开斋节日期安排而在同一个月临时增加州级特假；吉打州也曾在2023年与2026年临时宣布大宝森节特假。
柔佛州则多次因足球赛事而临时“加假”：2022年8月与2024年11月，柔佛州政府皆因“南方之虎”（JDT）足球队晋级决赛而临时宣布特假。
然而，这种突如其来的公共假期，虽然会让民众喜获额外的休息时光，但对工商业界而言却是不折不扣的干扰与负担。根据大马厂商联合会与大马雇主联合会的估算，每增加一天临时公假，单是制造业就可能面临高达10亿令吉的生产力与产值损失。
原因在于，政府这种“突袭式”宣布，往往迫使企业必须在极短时间内紧急调整工作排班、生产计划与休假安排。企业不仅要在停工停产的情况下仍需支付带薪假期，对于那些无法停工、必须维持运作的行业而言，还必须依法支付额外的公共假期加班费。缺乏预警的决策，不仅大幅推高企业的营运成本，也打乱既有的商业部署与活动规划。
当然，如果遇到非常态的日子，如国家元首登基、苏丹加冕等重大国家庆典，宣布特假与民同乐无可厚非。但对于可预见的节日安排，政府理应在制定年度公假表时就提前纳入考量。
譬如，今年开斋节假期去年就知道一定会落在周末，政府完全可以提前设定“缓冲假期”，或预先公布明确的放假机制，以将临时宣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降至最低。
实际上，政府若坚持推行相关假期，一种折中的做法是：政府可以宣布特假，但不应强制私人企业一律跟从，而应交由企业根据自身营运状况自行决定是否放假，或通过灵活特假的方式加以落实。这样既能满足公共部门与部分民众的休假需求，也能避免对私人企业运作造成不必要的冲击。同时，政府也应考虑通过补贴或其他方式减轻商家的成本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开斋节期间，当外界呼吁将开斋节后的星期五（4月12日）列为特别假期时，安华曾回应说：“这一天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工作，而不是只想著假期。” 这番言论其实已经说明，只要执政者愿意，他完全有方法拒绝临时的放假要求。
从这一点来看，临时公假背后的逻辑必然潜藏著政治盘算：执政者试图通过突如其来的“强制休假”，来营造出一种“体恤民情”的姿态。然而，一旦这种做法逐渐常态化，让私人企业为政府的民粹政策承担所有的成本，最终不仅会让国家公假沦为讨好民众的工具，也会削弱工商业者对政府政策稳定性与决策可预期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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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候选人，SEDAP智库成员。关心中国议题、两岸关系、东南亚区域政治与马来西亚政经文教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