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洁莹：大马年味的背后

每年农历新年将至，马来西亚总会率先热闹起来。好像贺岁曲一样，明明2026年的农历新年落在2月中，但有歌手和内容创作者早在2025年10月推出新年歌。

一过了圣诞节，各大商场都赶著“换装”，换成农历新年的装饰，也提早循环播放贺岁歌。除了商场中庭换上红彤彤的装置外，踏入一月，全国各地的庙会和新春市集排满周末行程，年饼、年货也悄然上市。

对许多外地人而言，这样的“浓度”近乎夸张，就连中港台的华人也为之哗然。惟，对大马华人来说，这份热闹从来不是刻意营造，而是一种早已内化的生活节奏与日常。

若追根溯源，这份“年味”实则萌生自百年前的乡愁。早年南来谋生的华裔先贤，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新年便成了他们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情感锚点。无法回乡的遗憾，只能在仪式中弥补——贴春联、拜天公、围炉、烧香、祭祖，每一个动作，都是在异乡复制故土的生活方式。

因此，年不只是节日，也提醒著这些华裔先贤：“我们从哪里来”。1966年至1976年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让中国文化与习俗出现断裂与断层现象，而当年南下的华裔先贤免于这一场文化浩劫的洗礼，意外地成为很多籍贯习俗与文化习俗的传承者。

随著时间推移，大马华人的身份已有所转变。我们作为落地生根的后人，虽未必再有切肤的思乡之痛，却继承了那份重视过年的文化潜意识。于是，新年的形式不但没有淡化，反而在本地土壤中继续生长，甚至长出了原乡所没有的样貌。

捞生、高桩舞狮和二十四节令鼓，便是最典型的几个例子。其中，捞生和高桩舞狮已被列为马来西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二十四节令鼓则已正式申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捞生虽源自粤菜传统，但厨师陆祯发（也就是交通部长陆兆福祖父）从中国南海南下落户芙蓉后，将南海人吃鱼生的饮食传统结合本地文化特色，在20世纪40年代改良为现代七彩鱼生。

发源自20世纪80年代的高桩舞狮，则结合了传统南狮表演与梅花桩技术，成为大马华人文化与现代竞技结合的典范。至于由陈徽崇和陈再藩于1988年创立的二十四节令鼓，结合二十四节气、书法和南粤狮鼓，既同时保有传统再加以创新。

尽管捞生、高桩舞狮和二十四节令鼓皆非中国原生传统，却精准承载了华人群体对文化传统的维护与延续，也反映出在异乡社会中，华人如何以创造取代复制，以转化回应时代，也让农历新年在马来西亚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文化标识。

年饼亦然。我曾在2024年2月14日刊登的《吃一口大马年味》里提到，大马年饼不仅是美食考古宝鉴，更是大马人创新和传承的结晶，也是入乡随俗并在地化的独特饮食文化。

这些年来，大马独有的这份年味早已走出族群边界。马来同胞与友族朋友一同捞生、逛年市、听贺岁歌，新年不再只是华人的节日，而是一种被社会共同接纳的文化风景。这或许正是马来西亚式农历新年的核心意义，它不只安放了乡愁，也为多元社会提供了理解与共享的可能。

回头看，大马农历新年的热闹，并非为了喧哗而存在，而是一种长期累积下来的文化选择。先贤以仪式安放乡愁，后人以创造延续认同。我们既记得先贤来处，也知道自己身在何方。

大马年味之所以如此浓厚，既有深厚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涵养，也有在地化的创意，以及与跨族文化多元共融的独特性。这正是许多海外内容创作者即使频频聚焦、反复讨论，也难以真正说清、亦难以完全共情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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