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位朋友和我聊起,她和伴侣之间最大的矛盾点,竟然是家庭开销该怎么算。起初他们讨论的是比例分担:到底应该是60:40,还是70:30?最后两人敲定了一个“看似公平”的数字——男方负责75%,女方负责25%。但协议一旦落地,新的问题接踵而来:这75:25 仅限于日常家庭开销吗?那如果出去旅游呢?是否连机票、酒店也要按同样比例?再往下细想,女性的保养品是否也算在开销里?如果遇到医疗费用,怎么算才合理?原本以为明确分配能避免争执,结果却成了无止境的纠结。

这种对“谁出钱”的敏感,其实折射出更深层的心理:在双薪家庭日渐普遍的今天,女性一方面强调独立与自主,另一方面也渴望在关系里获得安全感。

女性独立与“防背叛心理” 

于是,“史瑞克式约会”(Shrekking)在国外兴起——女性刻意选择条件比自己差的伴侣,希望在情感上拥有更大的掌控权,减少被背叛或被抛弃的风险。

史瑞克在童话里是一个外貌粗糙、并不完美的男性形象,因此“史瑞克式约会”往往隐含著女性选择“条件不如自己”的伴侣。

其逻辑在于:现代女性经济独立,收入与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她们已经不再需要依赖男性养活自己。相反,越来越多女性反而担心,如果选择条件更好的男性,关系中的不对等会让自己处于弱势,被抛弃或背叛的风险更高。

正如有女明星直言:“我不嫁入豪门,我就是豪门。”这句话,已成为许多新时代女性的心态写照。既然我可以自己买房、自己打拼,那我在关系中追求的就不是“找一个比我更强的人”,而是“找一个让我安心的人”。

因此,“史瑞克式约会”不是放弃择偶标准,而是一种心理防御策略:通过选择一个自己可以“驾驭”的伴侣,换取更强的掌控感和安全感。

经济压力下“择偶降级” 

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经济因素。全球年轻人普遍面对房价高企、工作不稳、生活成本飙升的压力。马来西亚和东盟也不例外,延迟结婚、低生育率已是显著趋势。

在这种环境下,许多女性重新审视择偶逻辑:与其找一个“条件完美”的伴侣,陷入资源攀比和生活焦虑,不如找一个经济条件一般但能稳定投入感情的男人。换句话说,这是把婚姻从“资源整合”转向“风险对冲”。

但这里有一个反思:难道找一个条件更差的伴侣,就一定能降低风险吗?

条件低的男人就一定更专情、更可靠?答案显然并非如此。婚姻和感情的稳定,不是由条件高低决定,而是取决于双方的价值观、责任感与经营能力。

“史瑞克式约会”的矛盾

从某种角度看,“史瑞克式约会”是一种女性对不安全感的回应,但它同时也包含著矛盾:

一方面,女性独立带来更高的选择自由,不必依赖男性的资源。

另一方面,选择“降级伴侣”却可能导致新的风险:在经济压力面前,如果伴侣无法共同承担责任,关系未必能走得更远。

换句话说,“史瑞克式约会”其实是现代婚恋市场焦虑的折射。它揭示了一个事实:当经济环境不稳,社会保障不足时,爱情也会被迫变成一场风险管理。

在马来西亚与东盟社会,“史瑞克式约会”的现象或许没有在舆论场上大规模出现,但类似的心理趋势已经存在。越来越多职场女性有稳定收入、敢于选择单身,甚至明确表示“不愿意找比自己条件差太多的人”,但也会担心选择条件太好的男人,反而会让自己失去安全感。

爱情与经济的底层逻辑

“史瑞克式约会”并不是年轻女性“自降标准”,而是在经济与情感双重压力下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提醒我们:爱情从来不是孤立的浪漫,而是深受社会结构与经济环境塑造的结果。

当房价越来愈高、教育和医疗负担沉重,社会保障不足时,年轻人对婚姻与伴侣的要求,必然从“理想型”转向“风险对冲”。然而,问题在于:这种“降级式的安全感”真的能抵消风险吗?条件低的伴侣并不等于更稳定的关系,如果社会结构不改变,经济压力依然存在,焦虑和不安依旧会在爱情中上演。

真正的安全感,不来自伴侣条件的高低,而是来自社会能否为年轻人提供更平等的机会、更稳定的环境,以及家庭内部能否形成合理的责任分担机制。

爱情与经济一样,本质上是合作关系。如果国家与社会不能降低年轻人的生活成本与未来的不确定性,再多的“择偶策略”也只是权宜之计。

爱情不是一场“资源战”,而是一种共同成长的伙伴关系。若这一点得不到解决,哪怕是“史瑞克式约会”,也只是经济焦虑下的暂时幻影。

王赫奇

企业文化研究者和连续创业家。至今共为超过百位企业家、教授、以及各领域专家出版书籍,并在2021年实现出版社的绿色转型。目前专注于企业永续发展、经济与政策研究、组织架构与企业管理课题。此外,还在东盟多国推广企业文化,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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