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盟凯：没真相的转型正义

当马来西亚反贪会主席阿占巴基在赵明福离世16年后，代表反贪会公开道歉，并提出“慰问金”给家属。这时就出现一种声音说这是“转型正义的初步体现”。这种说法，似乎对“转型正义”的本质有所误解。

真正的转型正义，不是先从“钱”开始。根据国际转型正义中心（ICTJ）的标准，转型正义是政体从压迫走向民主的过程中，针对国家暴力与制度性不义的全面回应，包括揭露真相、确认加害责任、司法问责、制度改革与公共和解。其起点从来都不是“慰问金”，而是真相。

没有真相，谈什么转型

直到今天，赵明福案最基本的问题仍未获得解答。从验尸庭到皇家调查委员会，再到上诉庭裁定“他杀”，历经了无数调查，却依然未见任何一人被提控，未见政府积极主动揭露完整案情。现在，连加害机构自己出面道歉，但又不交出凶手，这样的“转型正义”，实际上只是转了舆论风向。

为何16年来真相始终无法揭晓？当加害机构握有自清权力时，’查自己人’只会流于形式。制度的缺陷才是真相难产的主因。

更让人遗憾的是，当家属拒绝接受慰问金时，有人竟倒过来质疑家属的诚意与情绪。试问，在一条人命背后，如果国家还说不出个所以然，怎么让人民安心地相信法治？以钱买命，以道歉赔偿希望略过真相，这是妥妥的政治公关秀。

没有集体共识，难称转型

转型正义，不能仅停留在个案的处理，更应著眼于凝聚社会共识、修补结构性的不公与不义。它应是一场针对国家历史伤痕的全面清算与制度重建，不只是向一位受害者致歉，而是为整个社会与体制重新划出“什么是绝不可再犯的底线”。唯有如此，转型正义才能成为事件的完美句点，也才能促使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向上提升，走向更成熟的民主与法治文明。

放眼台湾的例子，从白色恐怖到二二八，再到林宅血案，无一不是透过真相报告、国家道歉、制度立法、教育改革等层层累积社会认知，最终才走向真正的转型。即便真凶未明，他们依然愿意调查、愿意承认可能的国家责任，总统亲自道歉、促转会发布报告，这种严肃处理历史的态度，才是转型正义的精神所在。

反观马来西亚，无论是五一三事件、内安法下的滥捕，还是大学种族配额的制度歧视，都深刻地影响了几代非土著公民的命运与集体记忆。但直到今天，没有一个国家领袖、没有一部转型正义法案、还没有出现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出面处理。

当初华人社会以压倒性的95%选票支持行动党，是寄望它能为马来西亚带来一套新的政治标准，而非继续沿用旧有的政治权宜。若行动党真有志于推动转型正义，就不应仅止于一纸文告或一次鞠躬的姿态，而应在国会中积极提出制度化改革方案，从立法、真相调查、教育内容到司法体系，全面启动转型工程，让赵家和人民真正看见其诚意与决心。

对错的混淆，是最糟的开始

反贪会道歉在马来西亚是罕见的先例，但一旦被错误包装为“转型正义”，而无视真相未明、责任未清、制度未改的现实，那就是本末倒置，试图转移焦点而草草了事。

真正的转型正义，不会那么轻易到来，尤其在这个政权由新旧势力交错结合的现况下。我们不悲观，但也绝不该过早乐观。

这次的道歉，不是转型正义的开始。我们支持赵家继续寻求真相，不只是为了一个家庭的告慰，更是为了国家体制的正义底线不再破碎。唯有如此，正义才能成为历史的句点，也才能成为社会继续向前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