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检察署最近发布文告，解释为何决定对赵明福一案“无进一步行动”（NFA）。
文告中的理由洋洋洒洒，看似周全，实则站不住脚，令人不禁摇头感叹。
若这是一宗普通案件，或许还能理解；但一个人在反贪污机构大楼“协助调查”期间离奇死亡，16年的调查仍找不到加害者，让人匪夷所思，悲从中来。
以下是笔者逐一反驳总检察署的主要论点。
一，所谓“证据不足，不符起诉门槛”
总检察署说现有证据无法“满足刑事起诉标准”。但我们必须问：是谁掌握权力调查？是谁主导证据搜集？
若反贪会本身就是可能涉案的单位，那么“证据不足”就是体制对自身失职的开脱。
今天如果连一位有政党背景的人在羁押期间的死亡都无法查清，那普通人民该如何信任司法能保护他们？
再者，刑事起诉的门槛，并非“确定谁杀人”，而是是否有“合理的提控基础”。
如果赵案不能提控，那多年来提控无数以间接证据或环境证据成立的案件，岂非都该撤诉？
我强调，提控不是要定罪。检察官的责任是“合理相信某人可能犯罪”就应该提控，而不是“确信能胜诉”才行动。
我们不需要完美证据，只需要有关联的人士被提控，至于胜诉与否这由法庭来决定。
讽刺的是，我们不是没有法医鉴定，不是没有证人证词，不是没有法院判决——我们有的，只是一个不愿再追问的政权，一套不愿再查下去的体制。
二，“2014年上诉庭判决只是民事判断，不能作为刑事起诉依据”
这是最令人遗憾的诡辩。上诉庭清楚裁定赵明福死于“不明人士的非法行为”，强调“非法拘押和非法施暴”。这虽然是民事判词，但其法律与道德指向极其清晰——有人违法，有人必须负责。
若这样的判决不能构成刑事调查基础，那请问，我们该等待何种“神迹”？难道非得有嫌犯自己坦白认罪，才能提控？如此司法逻辑，不是守法，而是逃避。
三，“总检察署尊重死者遭遇，但无法在法律框架下推进”
这句陈词滥调最为寒心。
一个人在政府大楼里命丧黄泉，本应是国家机构的耻辱，现在却轻描淡写为“警示”，仿佛在慰问民众而非解决问题。
我们不需要“承认悲剧”，我们要追究责任。如果国家连自己机构内的非正常死亡都无法问责，那谈何体制改革？谈何新政治？人民对团结政府的信任肯定会从此断裂！
四，“若未来有新证据，将重新检讨”
这更像是拖延战术而非认真承诺。16年过去，多少线索早已湮灭？多少证人早已改口？多少机构在默默掩盖？我们等不来新证据，等到的是政权轮替、社会遗忘或正义沉眠。
赵明福命案，不该被关进“程序正义”的棺材。
法律是活的，不是用来洗白体制的仪式。
倘若一个国家的司法只能保护强者，不能为受害者申冤，那我们不是法治国家，而只是有法律外壳的权力共同体。
我相信赵明福的死不会白费，因为他唤醒了整个世代对“制度暴力”的警觉。
我们不能接受NFA三字对真相的终结，也不能让正义在拖延中凋谢。
我们不只是在追问一个死亡的答案，更是在捍卫国家的良知。
执业律师/麻辣大状/令狐冲。著作：法庭恩仇录/我在黑帮的日子/要ubah也要跟Law走/马来西亚Law霸/情诗九九爱我久久/我的忧郁不是病/法庭揸Fit人。大马忧郁症关怀组长/讲师/法律顾问/人权律师/潜水诗人/创意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