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天恩 ：成为外交家：纳兹里与顾维钧之比较

至本文截稿为止，首相安华尚未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两国元首之间的通话，尽管在分析家看来，无论安华能与特朗普通话与否都不是事，但若将此事放在特朗普2.0的时空背景下检视，它极可能是团结政府的一大外交败笔，要知道大马作为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全面伙伴国”，在情在理，与对方的新任政府首脑通话是不可或缺的外交礼节，而且两国元首的直接通话也是一次试探对方立场的机会，唯有互相探明底细才能避免在国际政治上的误判行为，因此安华与特朗普能否顺利通话是大马朝野该关注的大事。

关于安华与特朗普无法通话的问题最初是由已经下野的前卫生部长凯里所提起的，面对凯里的质疑，2月1日，安华的首相首席政治秘书—三苏依斯干达在受访时表示，安华团队正在努力促成安华与特朗普通话，2月7日，前国会议员王建民抨击时任驻美大使纳兹里“身为驻美大使却无法在任内促成安华和特朗普通话”，暗指后者失职（注：纳兹里于2月8日卸任），随后纳兹里在接受〈自由今日大马〉（Free Malaysia Today）专访时道出了若干耐人寻味的外交秘辛。

安华政府对美国认知不足

“自由当今大马”专访中所呈现的纳兹里少了昔日的政客嘴脸，却多了几分外交家的务实和理智，虽然为巴勒斯坦问题和伊斯兰世界仗义执言是大马立国以来的首要外交方针，但作为真正身处外交工作前线的外交官而言，外交工作理应以务实为本，将国家利益置于政党利益之上，在大国博弈中即使不选边站，也尽可能在必要的妥协中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身为一名根正苗红的巫统资深领袖并拥有丰富的执政经验，纳兹里不可能不知道在国际上支持巴勒斯坦是大马的国策，这是大马的立场，他别无选择，但他也清楚若在外交上欠缺妥协的艺术或“策略性模糊”，大马一定会被特朗普的关税铁拳所修理，尤其他对安华巴（巴勒斯坦）、哈（哈马斯）不分的政治操作感到担忧，他认为若特朗普训斥安华很大可能是因为安华曾经高调会晤哈马斯领袖，然而事实上对于其它与巴勒斯坦友好却抗拒哈马斯的伊斯兰国家，特朗普是持开放态度的。

无论安华自己或纳兹里都曾承认，大马之所以接获美国的外交照会都是因为安华会晤哈马斯领导人且大马拒绝标签哈马斯为恐怖分子，可见美国的外交照会与大马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无关。

因此纳兹里的观点在今天大马的舆论界看来是非常政治不正确的，可说是异类，纳兹里十分清楚若大马在巴勒斯坦议题上表现出过于狂热的态度或巴、哈不分，很可能激怒美国，引来不必要的麻烦，纳兹里认为安华可能被特朗普训斥，也说明纳兹里太了解安华的性格，安华也不止一次成为纳兹里的上司，别忘了安华在1996年担任财政部长时，纳兹里就是时任财政部第一副部长，安华被骂事小，大马迎来特朗普关税铁拳事大（大马与美国在2023年的关税税率对比为大马1.4%：美国0.7%），这不可不谨慎对待。

话虽如此，纳兹里企图改善大马形象的方式却颇为笨拙，比如他出席过特朗普的胜选集会，并且举过“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牌子，忍辱负重，因而被“站著说话不腰疼”的王建民所抨击。纳兹里也尽可能寻找马来西亚与美国的“共识”，比如安华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对非法移民问题、性别议题的共识，以期改善两国关系，但从以上种种迹象看来，纳兹里并不真正了解美国，同样的，安华政府的外交团队对美国民情秩序和政局的认知是匮乏的，他们也许习惯透过西方菁英的视角研究美国，因而没能准确认识到特朗普执政背后的民意基础——美国副总统万斯所著的《绝望者之歌》一书中的草根美国，这是一个抗拒全球化、文化相对主义并恪守基督教立国根基的美国，就是这群长期被左派菁英所无视、甚至蔑视的草根美国人，最终化作一张张投给特朗普的普选票。

纳兹里与顾维钧同病相怜

在2023年至2025年间担任驻美大使绝对是一件苦差事，纳兹里的处境也确实值得同情，若以史为鉴，纳兹里身为外交官确实跟民国外交家顾维钧同病相怜，即使纳兹里的处境较后者好一些。纳兹里和顾维钧在外交官生涯中的经历有若干相似之处，最显著的莫过于两者的顶头上司都是有自恋型人格的革命家，对外交工作的认知匮乏，甚至不尊重专业，外交官很多时候只是这种政治领袖的传声筒（当代中国的战狼外交就是如此），另一相似之处就是领袖十分抗拒外交官的专业意见，因为一旦执行起来，会有损领袖在国内的威望与人设。

在抗战期间，顾维钧时常就外交问题与蒋介石产生严重分歧，首先是在1942年对蒋介石有意收回香港一事持反对意见，让蒋介石颇为不满，再来是1944年，面对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中国，顾维钧提议国民政府应效法丘吉尔政府，将国军指挥权交予美国的史迪威将军指挥，这让以蒋介石倍感受辱（注：蒋介石是非常激进的中华民族主义者），予以严拒，造成中美关系一度恶化。

“国家利益高于领袖与政党利益”是顾维钧从事外交工作的处事原则，在中华民国国力最疲弱的时候，能争取一个盟国是一个，国家的颜面反倒是其次，外交博弈的终极目标是本国利益最大化（争取英美等国支持中国抗日才是重点），而妥协是必要的手段，然而蒋介石真正在乎的是自己的形象和国民党的利益。

对照顾维钧的处境，就能理解纳兹里的难处，安华急需跟特朗普通话是为了维护他在国内的威望，但一方面安华不可能放弃成为第三世界共主、伊斯兰世界代言人的政治理想，若安华有机会和特朗普通话，很有可能会上演线上版的“安华闹白宫”的闹剧，因为按照安华的性格，他极大可能会效法泽连斯基去寻找一个跟美国公开叫板的机会，好巩固自己在全球穆斯林和进步主义者眼中的救世主形象。

从安华过去在巴勒斯坦议题上的狂热程度来看，他极可能为了逞英雄而葬送大马外交界多年努力所积累的外交成果，在这一点上，安华与蒋介石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都属于革命家类型的政治人物，执著于高贵的幻梦，却对现实政治中各种技术性的博弈缺乏认识、治国能力低下，更对自身国家的内外政治局势缺乏认知，由此可见，纳兹里说别见面比较好是有原因的，若安华真如纳兹里所说的被特朗普骂，进而起争执，后果必然不堪设想，也十分难看。

2月26日，纳兹里在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表示，在出任驻美大使期间，他一共接获5次来自美方的“外交照会”，从时间点来看，都发生在拜登任期的中后期，纳兹里在面对美方的“外交照会”时都表现得不卑不亢，重申大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国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就这点而言，纳兹里还算是称职的外交官，至少表明本国政府之立场。

安华政治智慧

然而纳兹里是个聪明人，也清楚知道特朗普是个难以捉摸的人物，拜登时代的美国出于“白人原罪”，对第三世界的激进行为往往予以谅解，对于小马歇尔计划获利者——大马最多只是发个照会，逢场作戏，并无积极的应对行动，但在特朗普时代，凡事都有可能，而纳兹里也在特朗普刚上任不久就卸任了，所以从纳兹里对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态度可以看出，大马只能在拜登任内就巴勒斯坦问题不卑不亢，叫板美帝，但在特朗普时代，就必须明确定义支持巴勒斯坦不等于支持哈马斯的问题，因为特朗普对威胁美国本土及其盟国安全的恐怖主义势力是非常感冒的。

总言之，安华致电特朗普的电话尚未接通，不意味著美国会放弃大马这个战略全面伙伴国，但按照特朗普那令人难以捉摸的性格与特立独行的政治手腕，很可能会先将安华晾在一边，先拖了一阵子，以试探马国朝野的反应。

对特朗普而言，只要大马能创造更多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和机遇，美国不会与大马交恶，惟领袖的性格与思维往往左右政府的运作方向，其中包括外交，安华能否在支持巴勒斯坦的国策与不得罪美国之间取得平衡，取决于安华本人的政治智慧，从特朗普上任迄今，美国对国际秩序的整顿次序是先从南北美洲开始，再往东，整顿欧洲、中东，一时间还不会太快临到东南亚，但地球是圆的，安华与特朗普的直球对决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