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洁莹：捞生与舞狮，文化或信仰？

我曾在2024年9月5日刊登的《从多元找认同》里提到，大马是个多元文化、种族和宗教并存的国家。尽管我们共享著同一片土地，但不同群体的历史背景、文化认知和生活方式却可能会让我们不时感到自己身处在“平行时空”的错觉。

这些例子层出不穷，就好像华裔群体明明认为舞狮和捞生是文化习俗，偏偏却有一小撮人认为舞狮和捞生不符伊斯兰教义。

我看过一个视频，根据华裔伊斯兰传教士黄伟雄解说，舞狮和捞生都涉及迷信（khurafat）元素，不符合伊斯兰教义，所以他认为穆斯林不应该参与这些仪式。视频里，他提到捞生和人日有关。

根据西汉词赋家东方朔在《占书》中提到：“岁正月一日占鸡，二日占狗，三日占猪，四日占羊，五日占牛，六日占马，七日占人，八日占谷。”相传女娲娘娘在第七天造出了人，于是大年初七乃人类的生日。也因此，这位拥有华裔血统的伊斯兰传教士认为，在大年初七必吃的捞生，含有迷信元素。

至于舞狮，在中国传统的习俗中，确实有者认为舞狮有驱魔的效果，希望用舞狮来镇压以彰显自己的威武。不过，捞生的缘起是否真和女娲传说有关？舞狮完全就是驱魔效果吗？捞生和舞狮到底是文化习俗还是信仰习俗呢？

实际上，分辨文化习俗和宗教习俗的关系错综复杂，要直接一刀切割并不是那么容易。惟，两者的核心概念仍然存在差异性，文化习俗理应著重于群体认同、生活方式和历史传承，信仰/宗教习俗则涉及信仰体系、神圣仪式和教义。

追本溯源，捞生的源起曾经引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之争，而大马版的源起乃是在1940年代由芙蓉陆祯记餐馆（也即是现任交通部长陆兆福的祖父）引进中国广东“冈州鱼肉面”并改良创新后，再研发出新马新春特色的七彩鱼生。

由此可见，尽管捞生多在人日食用，替代七菜羹或七菜粥，但并非信仰习俗的一部分，俨然已是新马华裔文化传承的一部分，毕竟我们不一定在大年初七才可捞生，而捞生也不是信仰女娲的信徒务必要进行的宗教仪式。

至于现今的舞狮，更多是作为春节、开幕、庆典的表演艺术，甚至成为国际级的体育竞赛，如世界狮王争霸赛，已无任何宗教仪式成分。若以有关华裔传教士的迷信论调，我们已可预见：未来农历新年和所有农历新年的文化习俗都很可能成为穆斯林的禁忌。

要知道，农历新年虽与廿四气节密不可分，缘起于中国悠久的农耕文化，但相传古时候，每到新年之夜就会有凶残的怪兽闯入村落吃人，所以农历新年又和名谓“年兽”的怪兽有关；而穿红衣裳、贴春联和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鞭炮）一样，都是用来吓跑年兽的武器；源起于“压岁钱”的红包，则是中国汉代流通货币之外铸成钱币形成的辟邪品等......

文化习俗非一成不变

文化习俗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时代与地域的变化下不断演进。捞生正是其一例子，虽源自华人文化，但已成为新马特有的新春习俗，并被大马各族群体广泛接受。在现代社会中，许多文化习俗也已从最初的信仰元素中剥离，成为象征性与社交性的活动；如圣诞节对许多非基督徒来说只是一个节庆，而不是宗教仪式。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我们应以开放的态度看待文化习俗，避免将之误读为宗教信仰的一部分。捞生、舞狮，甚至农历新年的许多传统，早已超越原始的信仰背景，成为跨族群共享的文化活动。

如果我们对文化习俗采取狭隘解读，不仅会加深误解，也会让社会变得越来越封闭。因此，作为多元文化国家的一份子，我们应当鼓励彼此的理解，而非制造更多的隔阂。理解文化与信仰的区别，并以尊重、开放的态度看待彼此的文化传统，才是维系多元社会和谐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