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统尹锡悦于12月3日韩国时间22时30分突然颁布戒严令，并在6小时后的次日凌晨4时宣布撤回，此举成为近日舆论热议的对象。
尹锡悦的这一行动可被视为一次失败的政变尝试。他试图通过行使总统权力发布戒严令，暂时中止民主政治，以应对当前对执政党及其政策不利的政治局势。然而，这一计划最终以一种尴尬的闹剧收场，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当前韩国政治局势中朝野矛盾日益尖锐。在野党不仅频繁对内阁官员提出弹劾，还试图削减明年度财政预算案中的4.1兆韩元，并准备调查尹锡悦夫人金建希涉嫌受贿及干政的案件。对此，尹锡悦指责在野党是亲朝鲜的共产主义势力，蓄意瘫痪国家治理。他声称，为避免国家陷入崩溃，他作为总统决定动用《宪法》赋予的紧急戒严权，以维护宪政秩序。
尹锡悦政变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韩国历史上成功的政变多由具有军方背景的人士发动。这些军人主要依靠军队内部威望和派系动员，通常在获得实质控制权后才对外宣布结果。而在民主化时期，缺乏深厚军方背景的尹锡悦只能通过正式颁布戒严令来获得对军警部队的控制权，这意味著军警与反对者几乎同时获悉戒严消息。在军警部署戒严任务并赶往国会议事堂的过程中，也为反对者动员议员行使戒严否决权并应对可能的逮捕争取了时间。
其次，尹锡悦可能错误假设或赌注于每个行为者都会严格执行法律和规定，未能预料到这些行为者可能因准备不足或消极应对他的命令。在戒严令生效期间，国会议事堂前的军警未能严格执行封锁策略阻止议员进入，在试图逮捕朝野党魁及国会议长时均未成功，甚至被怀疑故意“放水”，允许迟到的朝野国会议员翻墙进入会场。此外，媒体也未受戒严司令部管控，而是持续报道国会议事堂现场的攻防情况，为反对戒严营造了舆论声势。
再者，尹锡悦低估了韩国社会反对军事管制的决心。尹锡悦选择在夜间颁布戒严令可能是为了减少反抗力度，趁大多数人休息时完成戒严。然而，许多民众在第一时间赶赴国会现场声援议员，有效阻碍了军警行动，并对其施加了压力。同时，执政党国民力量党也表示反对戒严决定。最终成功赶到国会参与表决的190名议员中包括20多名执政党议员，使反戒严令决议更具合法性。
尹锡悦政变失败展现了民主制度中的制衡机制和民主精神的作用。韩国国会通过否决戒严权制衡总统行为，且否决门槛较低。更重要的是，在国会通过否决案后，军方选择服从国会决议撤退，未继续执行总统命令。此外，从事后媒体对军警人员的采访发现，他们普遍对被当作政治工具感到不满，并意识到行动涉及非武装平民后，表现出理性与克制，避免了擦枪走火事件的发生。
尽管朝野政党成功联手终止了戒严，但后续处理方式可能向未来潜在的野心家传递错误信号。国民力量党基于政治考量，在12月7日召开的国会会议中反对对第一夫人金建希设立特别检察案，除三名不跟随党意的执政党议员外，其余议员未参与总统弹劾案表决，导致需要2/3多数同意的弹劾案未能通过。
执政党党魁韩东勋提出推动尹锡悦“有序下台”程序，并称在正式下台前“处于不履行职务的状态”，实际上是在转移焦点，未做出明确承诺。根据法律，尹锡悦在任一天仍可行使总统职权。国民力量党不参与罢免传达的信息是，总统发动终止民主政治的行为可以不受到罢免的惩处。
潜在野心家
虽然难以想象今日韩国会在一夜之间回到80年代的威权时期，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这并非完全不可能。12月7日在光化门前举行支持尹锡悦的小规模集会表明，即便人数远少于汝矣岛前反对集会的人群，当今韩国社会仍存在一定数量支持威权治理的保守派群体。未来潜在野心家或许会从此次事件中吸取教训，通过更充分准备实现目标。
例如，本次失败原因可归结为同盟者不足、执行团队忠诚度不高以及缺乏政治合法性。对商界而言，更在意的是戒严令的仓促发布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如果能提前够提供政变后经济稳定的预期，军事管制或威权统治何尝不是一种治理的选项。
韩国社会中潜藏的威权治理基因仍在发挥影响。在民主制度需要不断完善的同时，威权思维也在寻找重返的路径。韩国此次事件凸显了在全球民主体制面临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挑战的背景下，威权主义回潮的潜在风险不容低估。
地缘政治分析员。关心中国议题、两岸关系、东南亚区域政治与大国政治下的小国能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