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专栏作者黄金祥在农历初八一篇名为《大马华人家乡何在？》的文章末端写了这么一段话，“许多人常把一个人的国民身份，与其民族文化身份，混为一谈。事实上，这两者并非绝对捆绑一起；一个人的国籍可变，他的民族身份却是一辈子的事。”个人觉着他对于民族身份这件事有些误解，甚至对“民族身份”有一种宗教式的一厢情愿。
我们身边很多不断强调自己民族身份的民族主义者，这些对民族身份有著如同宗教信仰般执着和迷信的民族主义，很成功的将民族主义的宗教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此极致的民族身份认同也可以被视为与极端宗教迷信无异，本文就针对此观点来进行说明，以警惕大家千万不要让自己成为与宗教极端无异的民族主义信徒。
不少人相信自己的民族身份是与生俱来，任何人都不能挑战，也没有人能够改变，然而事实上民族身份和宗教一样，是被人类社会创造出来的产物。就以“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来说，学术界早已确认是1902年梁启超在其作品《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首先被提出，换句话说在1902年之前根本没有“中华民族”这个用词，那又何来民族身份？只是这个概念被传颂百馀年之后，竟被很多人视为与生俱来的身份象征，甚至被人误认为“中华民族”这个身份可以被追溯到传说时期的黄帝身上。
或许有人会说“中华民族”这个称为是一百多年前被梁启超首先提出，但中华民族的本质却早已存在，只是这种说法却站不住脚，也经不起考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其人口组成源自于不同地方、文化、语言和宗教背景，很多我们以为是“华人”文化的元素，极有可能是来自不同文化融合的结果，比如大家熟悉的二胡是唐朝从北方少数民族传入的乐器，琵琶更是被认为是汉朝从丝路传入的中亚地区民族乐器。远的不说，20年前大家还将旗袍作为中华民族服饰代表，近年来不也被所谓的汉服取代了吗？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中，从来没有一个一群人垄断整个文化的说法，如今普遍都相信中华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互动融合下的结果，其中的民族的边界和文化内涵是不断的在变动，如果要从民族的角度来看，除了今天的56个民族外，历史又有多少已经被整合与消失的民族呢？如此一来又有谁能够明确的说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始于什么时候？谁又有信心说自己那一套就是正统的中华文化？
至此，应该又有人要跳出来指责说这是数典忘祖，背叛自己人，甚至是汉奸走狗的说辞，只是在骂完后，是不是能够讲清楚“中华民族”这个身份的意义呢？就如前文所述，“中华民族”这个在一百多年前被发明的名词其实有其历史意义，目前大家基本认同的是当时中国正面对钜变，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的定位，自身的身份认同与未来的发展充满焦虑，如果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能够清楚定位中国和中国人的论述，那整个社会文化将陷入一个混乱的局面。
政治文化论述
所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统合中国社会与推动国家继续前进的政治文化论述，而后来的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士也吸收此概念，向移居到全球各地的海外华人贩售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应该团结拯救在水深火热的祖国同胞，但凡否定或是不采信这论述的就是背弃自己家国和同胞的坏人，这也使得长期滞留海外的孙中山能够获得各种资源推动他革命的理想。
回到前面的问题，“中华民族”这个身份的意义是什么？不同的时代，不一样的政治社会环境下，“中华民族”有不同对象和内涵，以满足不同时空背景的需求。清末民初是为了为处于生死存亡的中国找到前进的路线，二战抗日时期是整合所有人的各种资源一同抵抗日本的入侵。在1949年中国政权成立后，海外华人与中国人正式切割，就马来西亚的脉络来说，“中华民族”被简化为“华人”，成为华文教育与华人文化延续发展的基本论述，尤其是独立后至今的整个华教发展史就是以“华人”这个身份为根本，如果舍去相关民族概念不谈，那整个华教发展史将毫无基础可言。
独中老师、隆雪华堂文教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