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启榕子承父业成为一位建筑师,近年陆续修复台北齐东街的日式宿舍。他的设计手法细腻,却希望大家看不出来“做”了什么。他把建筑当作成就一个好环境的手段,因为房子会把历史、回忆与未来连接起来,也牵起不同世代之间的情感。

孙启榕从小爱画画,很早就决定自己要做建筑,不过看待自己所处城市的眼光却是在50岁以后变得清楚。在他眼里,“台湾百废待举,要做的事太多,但如果放弃就没了。”60年代出生的他有一种焦虑,因为老一辈的建筑师交棒时,台湾是个钱淹脚目的年代,而如今该是传承给下一代的时候了,手上的台湾又是如何呢?

孙启榕之所以在建筑领域中选择投入“修复”,正因为他的价值观里有属于这一代必须紧紧守住的东西──老房子在资产报表中不会列出“历史”这项价格,但坚守不放弃的过程,会为下个世代留下不一样的价值。

和孙启榕聊建筑,齐东诗舍是最好的场所,户外的矮墩有绿树荫凉,几声蝉鸣则提供背景声响。这栋老屋是孙启榕的修复作品之一,属于“齐东街保存区及聚落风貌保存特定区”,修复之后以“齐东诗舍”的面貌开放参观,内部由首位获得“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大奖”的台湾人陈瑞宪设计,目前由国立台湾文学馆经营。

孙启榕前后在齐东街工作了近十年,很高兴它目前的状态是如此,因为他想做的,正是像这样真诚地保存日式宿舍聚落风貌;孙启榕谈起设计过程:“与其说我做了什么,不如说我是如何舍弃很多事,让它留住原来的状态。”

孙启榕很清楚要当个明星建筑师必须成一家之言,让大家看到特出之处,但他却不能接受在老房子身上做自我发挥,反之,他用仔细而妥善的安排来作最少量的干预,修复呈现原貌的同时,也注意融入环境,例如在街边种上茄苳和苦楝,让老房子对周边环境来说是个友善的存在。

父亲理念影响深远

长期专注老屋修复,孙启榕认为这是追索“我身处何处”的重要线索,帮助我们了解自己是谁、如何安身立命、将往何处去。

而自己这个世代的职责,就是要赶快给下一代接班的舞台。老房子对于孙启榕的启发,除了建筑的历史价值,还包括珍贵的父子互动。孙启榕的父亲也是建筑师,是早期就读成功大学建筑系的台湾战后人才,他之前认为自己也学建筑并未受到父亲影响太多,但40岁以后却逐渐发现潜移默化的内在作用。

修复第一栋作品“文山公民会馆”时,孙启榕看出了父亲对自己的影响:父子都是建筑师,两人在家中会有专业者的互动,但跟认真实在的父亲聊技术问题如模板怎么灌是可以对话,若讲到设计却会不欢而散。

孙启榕修文山公民会馆时父亲已经退休,跟著一起去探勘现场,巡视过后只说了句:“拆掉重盖比较快。”孙启榕形容当时老爸显得很不耐烦,只交代他量这里那里的尺寸,就说要回家了。但是等父亲再把他叫过来家里讨论时,却看到餐桌上摆著老爸画好的一整套图。

“文山公民会馆”是孙启榕的第一个老屋修复作品,由日式校长宿舍改建。
“文山公民会馆”是孙启榕的第一个老屋修复作品,由日式校长宿舍改建。

整修破落回馈乡里

工程招标之后,孙启榕发现由某营造厂(马来西亚称建筑公司)以几乎低于他概算的成本价得标,他开始有不好的预感,厂商要请他吃饭也拒绝了。没想到后来见面时营造厂老板说:“我是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的,当泥水匠事业成功而开了营造厂,可是每次路过这栋破落的老房子都很伤心,感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来修复它。”孙启榕才恍然大悟那个投标价格是怎么来的。他想台湾或许有很多人在功成名就后想要回馈乡里,却苦于不知该用什么方式。

即使多年过去,大家一起讨论的画面仍然非常鲜明──孙启榕74岁的父亲来当顾问,营造厂老板72岁,怕不熟悉木构建筑又请来一位73岁的大木作师傅,很自然的三位老先生围成一圈互相出意见,国台语夹杂甚至讲起了日语。孙启榕、营造厂老板的儿子加上工地主任站在他们身后,第三圈则围了一批工匠,全体专注应对老房子的工程。孙启榕就是从这时开始,知道不同世代的故事会像这样慢慢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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