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在2005把DET的概念带入大马,并竭力培训指导员,冀望通过残障人士的现身说法,广传打造无障碍环境的讯息,并实际带领大众,进行改革行动。

陈华春出示一张残障人士坐在轮椅上的图,他问:“看得出哪里有问题吗?”,我摇头说没,他再出示第二张,同样是刚才的残障人士,左边是摆著特价商品的橱窗,前方则是残障人士无法登上的梯级。他再问:“你看得出,问题在哪吗?”

问题很显然并不在残障人士身上,大部分人看见这两张图后,所想到的解决方式,自然也不会是要求残障人士站起来、走上梯级,而是建议把没有存在必要的梯级移走,或是建一个坡道让残障人士也能通过。

问题不在残障者

残障平等训练的主要目的正是让残障人士意识到问题并不出在他们身上,只要将障碍移除,他们也能独立办好绝大部分的事,同时也让非残障人士理解,具包容性的社会需要大家共同创造。陈华春是马来西亚DET全国协调员,本身是轮椅使用者的他在18岁那年意外丧失行动能力,目前也面对第4期肾衰竭。

然而,他仍是积极推动DET,在能力范围内进行工作坊,“我们用非常符合逻辑的方式让人理解残障人士不一定非得是“残障”的,只要有适当的辅助,残障人士其实不会劳烦到身边人。”

他指,有的人会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残障人士身上,说出一些没有同理心且不负责任的话,如:“如果他们能站起来走路,不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咯!”,因此,改变大众思维是DET的主要任务。

陈华春出示另一个图,图中有一个盒子,盒子上的开口很小,他问说要如何把星星形状的纸卡放入盒子中,大部分人所能设想到的方法不外是把星星折起来,或是直接将之裁剪,让它变小,但这么一来,我们便改变了星星的形态。

他解释:“为何不把盒子的开口弄大一点呢?如此一来,能装进的形状也会随著增多,不只是星星,三角形、四方形、八角形,各式各样的形状都能纳入,同样的道理,装置坡道、电梯等设备,不光是造福残障人士,老人家、行动不便者或是婴儿手推车都能从中获益。”

举办DET工作坊 推广概念

来自槟城的陈华春以轮椅代步后,也经历过自暴自弃的日子,每天待在家中,无所事事,一直到参与了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的“独立生活计划”(Independent Living Program),后来更是有机会参与了由Kenji Kuno博士主持的DET工作坊。Kenji Kuno博士在英国考取博士学位时,偶然接触了DET,并在稍后被JICA派驻大马时决定推广这项训练。DET的指导员主要是对外进行训练,而这些由残障人士组成的指导员则由Kenji负责培训,目前除Kenji外,也另有4名具备训练指导员资格的资深指导员。

指导员3条件

陈华春指,担任DET的指导员必须具备3项条件,其一为指导员必须是残障人士,可以是盲人、听障、脑瘫、轮椅使用者等任何形式的残缺,其二则是曾有过被歧视的经验,最后则为了解残障社会模式(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残障社会模式认为,假若社会能理解伤残人士在生活中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并透过调整环境和制度,以配合他们的需要,便能消减所谓残障带来的障碍。

陈华春强调:“指导员本身必须首先认同伤残并非残障人士面对障碍的主因,并带领身边人共同移除不正确的观念和有可能制造障碍的实体设施。”

一般上,提出举办DET工作坊要求的企业包括雇用残障员工任职的企业,或是有意为残障者创造友善环境的企业,而大马福利部每年也举办为数不少的活动,间中都会联络陈华春进行协调与安排。值得一提的是,陈华春会根据不同的单位和个别的需求设计课程,而非一套相同的内容不断重复使用。

DET主要分成两个部分,首先带领参与者理解残障的真正意义,通过一系列的模拟事件检视解决的方法,让他们从中体认到问题的根本并非来自残障人士,而是身边有形和无形的环境障碍。但光是了解,却缺乏实践仍是不具意义的,因此,课程的第二部分里,指导员会引导参与者列出将会在日后付诸行动的计划,并许下承诺愿意竭尽所能实现该计划。

转换大众思维 改变自我印象

2006年,陈华春在JICA的“独立生活计划”下,到日本东京生活2个星期,他笑言,这14天就像是生活在天堂里。

“东京几乎是无障碍城市,和大马的情况大相径庭,也是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们生活的空间能够达致无障碍,在那里无论是搭巴士、快铁或是在路边行走都没问题,非常具包容性。反之,2个星期后回到自己的国家,还要重新适应。”

DET是创造包容性社会的途径之一,自2005年推行起,一共培训了约40名指导员,而今有约10名仍活跃于推动工程。

陈华春指,虽不能把DET归类为改变大众思维的最好方式,但这些年来,也确实带来了些许改变。

他表示:“最显著的是改变了残障人士本身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的固有思维,毕竟担任指导员是一份正职,他们在当中施展才能,而这份工作是为自己的福利和别人的利益而做,意义非凡。”

抗议亚航忽视有成效

至于直接上街游行示威、表达心声的形式,陈华春认为:“有好也有坏,但也不能把游行和DET作比较,事实上,两者有相辅相成的成分,就像当初残障人士上街抗议亚航忽视他们的权益,过后该公司特别邀请残障人士过去指导空服人员妥善照顾及协助残障人士的方法,这也是DET的一种。”

他直言,大马政府并没有把创造包容性空间视为重要课题,因此即便DET已推出长达8年之久,但是推动的进程仍是相当缓慢。

“以首都来说,好几所大型购物中心已达到创造友善空间的水准,但残障人士的活动范围并不该只局限于购物商场内,而这些空间事实上对残障人士来说,也犹如孤岛,因为没有任何的连接点,即使能在购物中心里行动自如,但也没有有效的方法,让他们在不需任何人的陪伴下,独自到达该地点。”

缺相处机会 非残障者或难同理

“残障孩子没机会上学,受害的只有残障的孩子吗?”这是什么烂问题?但JICA计划协调员四方照美(Terumi SHIKATA)却点出了问题的另一面。

她表示:“残障孩子没办法上学,非残障孩子自然也没机会认识他们,但后来发现原来这个社会里有很多残障人士,突然之间没办法接受这件事。”

她认为,孩子们的接受能力是非常强的,若是在他们年幼时,就看见社会的真实面貌,他们大多会毫不犹豫地接纳,经由正确的教育与指导,更是能和残障者合作无间地共同生活。

然而,相处机会的缺失却有可能让他们认为残障是一种疾病,以致不能接受他们为社会的一份子,认为是他们的存在拖累了社会的完美性。

四方照美曾是物理治疗师,并在日本从事了15年的物理治疗师工作,1999年至2001年之间曾担任联合国义工到巴勒斯坦服务,拥有国际发展硕士学位的她,在2005加入JICA,并负责在大马执行为期6年的残障人士就业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四方照美的丈夫是大马人,是轮椅使用者,已在大马生活了15年的她与先生育有3名孩子。

她指,DET的概念来自英国,而大马是第2个进行DET的国家,虽说当年在英国学习DET,并将之带返的Kenji Kuno博士是日本人,但与日本的情况相比较,大马更需要相关的资源。

大马民众态度须改善

她直言:“大马极度缺乏残障平等的教育,歧视和孤立的问题严重,大众的态度需要很大的改善。”

她举例:“很多时候,残障人士专用设施是具备了,但却被周边人滥用,像是专门设计给盲人使用的走道总是停满了摩哆车,或是有人占用残障专用厕所和车位,另外,虽说只要有电梯,残障人士一般都能自由行动,但问题是,人多时他们根本进不了电梯,因为移动速度比他人慢,而这种时候,也只有极小部分的人会顾及残障人士,甚至愿意礼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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