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大马华社推行华校“多讲华语,少讲方言”运动,以致许多80年代之后出生的年轻人都不太会说方言。如今华社察觉了方言开始式微的问题,多名文化工作者积极推行复兴方言,也有学校开始解禁说方言。

方言,代表著籍贯乡源,也可作为地方语言。在我国,随著多元社会和多种语言的发展,有的人可精通多种方言,有的人仅擅长自己籍贯的方言,也有年轻人完全不会方言。

本期《东方热话》邀来两名年轻人,其中一人精通多种方言,另一人则不谙方言,让他们交流分享方言的学习、沟通及功能性。

身为客家人的黄佩意(29岁,歌手)能说广东话、福建话、潮州话和些许客家话。不过,她跟许多90后出生的年轻人一样,在家里基本上都说华语,回到槟城家乡才会说方言。

她透露,因为家里长辈精通方言,加上小时候曾在不同的环境生活,因此得以掌握不同的方言。

黄佩意在山打根出生,居住地区是讲客家话的环境,后来随父母到槟城生活,又是一个偏向讲福建语的社会。

之后再举家搬到新山生活,这是一个倾向讲华语的社会,较少接触方言。

“我父亲是客家人,父母之间是讲广东话,外婆则讲潮州话,听久了就耳濡目染。我主要是听长辈讲,看戏剧学习,在回槟城探亲时也会说方言。”

与黄佩意不同,出生于雪兰莪的戴东裕(26岁,乐手),虽是客家人,却连客家话也不会说。

对生活没太大影响

“我3岁那年就随父母南下新山定居。由于没有讲方言的环境,加上遇上新加坡提倡讲华语运动的政策,以致从不会说方言,就连客家话也不会说。我还是会听一点点的方言,但不会说。”

戴东裕说,住在新山的人基本上都受到新加坡电视台和电台的影响,因此主要都是说华语。“我曾跟朋友学习方言,但因为没学习和练习的环境,也分不清广东话、福建话和潮州话,最后只好选择放弃。”

他坦言,当遇到用方言交谈语境的情景,或许自己就无法加入聊天。“不过在这个以华语交谈的新山华人社会里,不会方言,其实还好, 没有太大的影响。若是生活在其他地区,如喜欢用某种方言交谈的社区里比如吉隆坡,受到的冲击力较大。”

他也透露,在本身朋友圈,由于大家都至少会说一种方言,但他自己还是不会说,但不会因此觉得沮丧。

“学习语言主要是先需要有一个环境,但我身边都是讲华语的环境。尤其是千禧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更不会说方言了吧。”

谈及方言的实用性,戴东裕认为,不谙方言并不会对他的工作或生活带来太大的困扰。

黄佩意则认为,对居住新山的人来说,方言的用处不大,若在新村或偏乡地区,不说方言可能就少了些归属感。

校园解禁 让学生接触方言

我国华校曾在80年代推行“多讲华语,少说方言” 运动,禁止学生在学校说方言,鼓励多说华语,造成许多学生都不太会说方言。此运动推行20几年后,导致现代家庭都在说华语,许多年轻人已只会听不会说,又或完全不会说方言。

华社担心方言文化会断层,甚至消失,也不断思考是否校园应重新开放讲方言。

一些华校如吉隆坡坤成女中和槟城钟灵中学则在不久前解禁,允许学生在学校讲方言,引起回响。戴东裕认为,开放是好事,可以让学生接触更多方言,以免这些方言失传。

“当年是华社强迫学生在校园禁止说方言,现在时机成熟,适合开放重拾方言学习,是件好事。”

黄佩意则表示,槟城人在生活中都讲福建话,她听亲戚说,当地独中不能说方言,有些学生都觉得不开心或很辛苦,因为课堂上不能说方言,钟灵中学解禁说方言是件好事。

她形容,福建话就是槟城人的日常语言和面貌,若失去说福建话的自由,相等于失去地方特色。

受新国影响 新山人爱说华语

两名受访者认同,掌握方言,不一定要以自身籍贯方言为主,也可以所处社会主要使用的方言为主。

两人表示,学习方言就如学习任何一种语文一样,必须要有一个环境提供语文学习。不少籍贯会馆都推出方言学习班,加上学校解禁后更提供了共同学习方言的环境,对“复兴方言”是具有正面意义。

两名受访者也提到,由于新山地理位置特殊,他们进行文创活动策划时,都会发现柔州似乎是脱节的火车车厢,步伐跟不上中马的节奏。

黄佩意形容,从地方性来说,新山是比较不具个性的城市。虽然新山还是有很多年轻人会说方言,但见面第一句还是会以华语问候。

“或许是因为新山长期受到新加坡媒体文化的影响所致。槟城人说福建话,吉隆坡生活的人说广东话,在新山生活的人则说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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